古代埃及宗教中的三神组（triad）是一种由男性主神及其配偶和后代，以家庭为活动单位构成的崇拜组合，奥西里斯、伊西斯和荷鲁斯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父神和母神的婚姻关系是构建三神组家庭式崇拜体系的基础，子代神的加入则在一方面将这种崇拜组合中的神明数量与在古埃及文明中具有神圣意义的数字“三”相契合，以促成三位一体崇拜体系的构成；另一方面，子代神之位多由男性神明承担，从而确保该神组内神圣权利延续的合法性。然而埃利芬提尼城（Elephantine）的三神组构成形式却有所不同，由克努姆（Khnum）、塞塔特（Satet）和阿努克特（Anuket）组成的三神组是古代埃及宗教中少有的以女性神明为子代神的崇拜组合。

学界早已关注到埃利芬提尼城三位神明的特殊组合形式，并围绕该神组中克努姆和阿努克特的亲缘关系以及各神崇拜地之间的地缘关系，试图阐释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形成原因。鉴于尼罗河及其泛滥与克努姆等神明职能间的紧密联系，尼罗河也被认为在巩固该神组家庭关系结构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埃利芬提尼三神组整体崇拜的发展演进，不仅是神组内三位神明崇拜强化的外在表现，也是埃及统治者大力支持的结果。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出发，还是该城统治者将地方权威化和合法化的一种尝试。但关于阿努克特为何能以女性神身份跻身于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原因，仍存在一定的讨论空间。

阿努克特作为一位镇守埃及南部疆域的女神，其宗教崇拜的发展一直以来便颇受重视。尤其是在探讨阿努克特与努比亚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学者们重点考察了阿努克特的外来性问题。而阿努克特的节日作为阿努克特崇拜的一个表现形式，常被纳入古埃及节日的综述性研究之中，是古埃及人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彼得鲁斯基（Maura Regina Petruski）曾对阿努克特节日进行过详细梳理，并认为该节日与尼罗河紧密的联系深刻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但并未进一步挖掘阿努克特节日对完善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崇拜体系的推动作用。

从整体上看，以上研究都未对阿努克特如何以女性神身份稳固占据埃利芬提尼三神组中子代神位置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故此，本文将以阿努克特节日为切入点，对埃利芬提尼三神组构成的特殊性进行讨论，以期探讨阿努克特如何借助节日以强化自身与尼罗河的联系，由此弥补女性神在承担三神组中子代神之责时的血缘缺憾。阿努克特对埃利芬提尼三神组崇拜结构的完善，强化了这一崇拜组合与尼罗河之间的联系，使之成为古埃及最为重要的三神组之一。

一、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构成基础

埃利芬提尼城位于尼罗河第一瀑布地区，是古埃及南部的重要城市，其埃及语形式为3bw（𓍋𓃀𓅱𓎷𓊖/𓃰𓈉），因“大象”之意亦有“象岛”之称。克努姆作为埃利芬提尼城主神，与崇拜中心同在埃及南部地区的塞塔特女神和阿努克特女神共同组成了以家庭为崇拜单位的三神组，成为埃利芬提尼城及其周边地区最为重要的崇拜之一。

埃利芬提尼三神组对古埃及社会的影响贯穿于整个法老时代，自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55—前1650年）该神组便开始得到国王的重视与推崇，这一时期第十二王朝的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一世（Sesostris I）在赫里奥坡里斯（Heliopolis）神庙的建筑铭文里留下他曾为该三神组建造神庙的记录：（我）用带有纹饰的石头为塞塔特，为阿努克特和瀑布之主克努姆，建造了一座神庙。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前1069年）第十九王朝的国王塞提一世（Seti I）派遣至阿斯旺地区采集方尖碑制作所需花岗岩的远征队，在记录采集工作的铭文中刻画出他供奉克努姆、塞塔特和阿努克特的场景。对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推崇一直延续到埃及文明后期，在后王朝（公元前664—前332年）国王阿普里斯（Apries）统治时期的奈舒尔（Nesuhor）铭文中，这位扼守埃利芬提尼要塞的军队指挥官以“万能之主！众神和人类的创造者！瀑布之主克努姆和埃利芬提尼的女主人（们），塞塔特和阿努克特！我欢喜于你们的名字，我称赞你们的美好。我从不懈怠于你们所期望之事，我在做每一件事时都将你们放于心中。愿我的卡能因我为你们所做之事而得以铭记”的句式，热烈且直白地表达了他对这三位地区守护神的赞美。可见，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崇拜历久弥新，成为古埃及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宗教实践。

基于此，对埃利芬提尼三神组中由女性神阿努克特完成权力延继的讨论，不仅凸显了该三神组在组合形式上与其他三神组的差异，而且对理解三位神明及其组合崇拜的发展演变有着积极意义。

古代埃及传统的三神组，以奥西里斯、伊西斯和荷鲁斯这一组神为典例，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家庭单位。在传统三神组的家庭关系中，因父神和母神的结合而诞生的后代神，是神繁衍能力的一种直接结果。而后代神的诞生，则是生命延续的象征。通过这样的方式，古代埃及神话系统中的生育和再生原则得到神化，也促使这一原则成为埃及宇宙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埃利芬提尼城的三神组在亲缘关系上明显呈现出区别于传统三神组的特殊性，一方面，克努姆和塞塔特虽为配偶关系，阿努克特却并不是塞塔特直接孕育出来的子代神。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奥西里斯神话中对荷鲁斯的出生有着清晰详细的记述，荷鲁斯是伊西斯女神在重组奥西里斯肉身使之复活后与奥西里斯共同孕育的结果，荷鲁斯与其父奥西里斯和其母伊西斯之间存在着指向明确的血缘关系。而塞塔特和阿努克特之间，却并不存在如奥西里斯神话这般有迹可循的能用于佐证塞塔特和克努姆生育阿努克特的证据，故阿努克特实质上是因其职司及功能被归入克努姆和塞塔特的后代。

另一方面，阿努克特在埃利芬提尼三神组中的亲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单向性的特点，表现在对阿努克特和克努姆血缘关系的强调。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血缘联系，实则是以克努姆为中心而构成的家庭单位。克努姆在新王国时期常以太阳神的“巴（Ba）”的形式担当尼罗河瀑布之主的角色，由此获得了克努姆–拉（Khnum-Ra）的称谓。克努姆与拉的合体，使之获得了拉神所拥有的能力、形象以及血缘关系等。于是，阿努克特因与拉神的父女关系随之成为克努姆的女儿，以此弥补了埃利芬提尼三神组中因阿努克特为父神和母神的非婚生后代而带来的血缘关系和血统传承上的非合法性，进而使这三位神满足了三神组崇拜组合对家庭这一构成形式的基本要求。

由此，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血缘关系明显呈现出以父神为中心的特点，仅依托于父神的神圣婚姻和对父系血脉继承的强调，是埃利芬提尼三神组非传统性和特殊性的另一种表现。在这一背景下，阿努克特在血脉上作为克努姆和塞塔特神圣婚姻的延续仍旧缺乏一定的权威性，尼罗河在形式和功能上成为联系克努姆、塞塔特和阿努克特的纽带，使阿努克特在职能上完成了对该神组血脉和生命力的过渡与延续。

尼罗河在空间上以埃利芬提尼城为中心，将克努姆、塞塔特和阿努克特各自的崇拜地串联在一起。格里菲斯（J. Gwyn Griffiths）将埃利芬提尼城的三位神明视为因地缘联系而聚合成三神组的一个典型例子，认为在这个家庭构成中稍显突兀的阿努克特之所以能融入该家庭单位，是基于她所管辖的地区在巩固埃及南部疆界稳固上的战略意义。据此，尼罗河不仅在具象的地理空间上将埃利芬提尼三神整合为一个整体，还成为在抽象的统治疆域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与此同时，尼罗河也是克努姆、塞塔特和阿努克特在宗教崇拜上共同选择的客体对象，进而再次弥足该神组家庭构成中的血缘不足。克努姆、塞塔特和阿努克特皆为尼罗河及其相关崇拜的具象化表现，该神组为首的克努姆是洪水的化身，他掌握着一年一度泛滥的尼罗河河水。他的妻子塞塔特作为“埃利芬提尼的女主人”是守卫埃及南部疆界和下努比亚的女神，同样也与尼罗河水年度的泛滥有关联。阿努克特作为瀑布女神，是尼罗河瀑布的具体化身。这三位神明的职能都紧紧围绕尼罗河展开，从而成为尼罗河及其年度泛滥的化身，这一认知随着该神组的崇拜在古代埃及社会广为流传，成为古埃及人的一种共识。由此，克努姆、塞塔特和阿努克特构成的家庭式崇拜组合也被埃及人普遍接纳和认可。

尼罗河同时也是埃利芬提尼三神组中血脉延续以及权利传承的重要象征，阿努克特作为瀑布神，因其职司及能力而与传统三神组对后代神明的功能性定位相契合。她的瀑布神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克努姆头衔的继承，阿努克特实则承袭了克努姆掌控尼罗河的能力，她是埃利芬提尼地区神明对尼罗河泛滥掌控的延续和保证，这也是阿努克特作为女性神能在该地区神明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之一。

故此，埃利芬提尼城的三神组借助尼罗河这一客体，弥足了该神组因在组成形式和血缘构成上与传统三神组之间产生的差异。事实上，尼罗河成为延续埃利芬提尼三神组血缘关系的媒介，进一步强化克努姆、塞塔特和阿努克特之间的血脉联系，促使他们凝聚为一个强有力的崇拜组合，进而成为补足并巩固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家庭结构，是除血缘关系之外构成该神组的另一重要基础。

但尼罗河对埃利芬提尼三神组血脉的延续，仅为阿努克特实施子代神权力继承责任时提供一定的外部支持。阿努克特之所以能在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家庭单位中占据原本因神圣婚姻而衍生出的后代神的地位，还是因为阿努克特通过她的节日进一步发展了她在埃利芬提尼地区的崇拜信仰，这既巩固她在该神组中的地位，也推动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崇拜随着阿努克特节日影响力的扩大而得到长足的发展。

二、阿努克特的节日：埃利芬提尼三神组构成的补充条件

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血脉联系虽然凭借尼罗河这一媒介得以完善成型，但也只是为阿努克特继承父神权力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力的外在条件。阿努克特之所以能跻身于埃利芬提尼三神组，仍主要源于她在埃利芬提尼和埃及南部地区的影响力，而阿努克特的节日则是强化和巩固阿努克特作为地区守护神身份的重要途径。

阿努克特的节日举行于丰收季的第一月，根据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国王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hotep II）为埃利芬提尼竖立的纪念碑记载，可以还原该节日的一些内容：

统治第4年，国王下令为那些居住在埃利芬提尼的众神建造航行的大船；巨大的船只，曾经都是（长）3肘尺的小船，现在每一个都有10肘尺（长）。国王下令为他的母亲，阿努克特，在她“河水之源”的航行时，给她在努比亚的节日增加一天。（为她献上的）供品有：面包、啤酒、公牛、鹅、酒、熏香和水果。凡是纯净美好之物，一如往年的惯例，（又）在她以往（举行）3 天的节日基础上有所增加，以此来庆祝她在丰收季的第一月里为期4天的节日，耐心等候，使他（国王）获得永生，直到永远。

可见，在阿努克特节日的举行过程中，埃及人为阿努克特供奉各式各样的贡品，这既是埃及人庆祝节日的方式，也是他们以此获取阿努克特护佑的一种手段。而值得注意的是，原本为期3天的节日，在阿蒙霍特普二世的主持下增至4天，以此保证阿努克特节日中的航行仪式举行得更加充分，从而揭示出阿努克特的航行仪式是该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反映出国王借助节日强化王权对努比亚地区的控制。

阿努克特的航行活动之所以能受到国王的重视和强调，一方面是因为航行作为阿努克特日常出行的一种方式，是她与尼罗河发生联系的有效途径。阿努克特通过航行活动为她和参与节日的埃及人之间提供了一个直接沟通的渠道，埃及人在此节日仪式的过程中与阿努克特完成了利益置换。而阿努克特也通过节日航行仪式模拟出她在尼罗河和相关崇拜地的实际巡游过程，通过节日的这种模拟巡游，阿努克特在事实上完成了对埃利芬提尼和努比亚等地区的控制。因此，节日展现的航行活动实质上是古埃及人对阿努克特管理其崇拜地的一种现实演绎。

而阿蒙霍特普二世专门为阿努克特在努比亚地区的航行活动增设一天节庆的举措，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统治者想要通过该节日来树立自身在阿努克特相关崇拜地权威的愿景。热衷于建筑活动的阿蒙霍特普二世为树立自身权威，在埃及境内多地都竖立了纪念碑并建造神庙，这些活动既能有效地覆盖前任统治者留下的功绩，也是他急于树立国王权威并巩固自身统治者形象的表现。他在执政后不久便增加阿努克特节日天数的措施反映出他意欲通过该节日加强王权对埃及南部地区和努比亚等地的控制，并借以强化他个人在此地区的权威。

这一举措显然是十分有效的，阿努克特对努比亚的控制直至第二十王朝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 III）统治时期也仍然有效，而此时的阿努克特由于已经成为埃利芬提尼三神组中的重要成员，该神组也便成为国王在埃利芬提尼城施行统治时的有效助力：

埃及所有的男神和女神都将永恒，将数百万年赐予他们所钟爱之子，上下埃及之王，两土地之主：阿蒙所爱之乌塞尔玛阿特拉；拉之子，双王冠之主，赫里奥坡里斯统治者拉美西斯，如拉神般永恒。（他）是瀑布之主克努姆–拉、居住于埃利芬提尼的天空之主塞塔特和努比亚前的阿努克特所爱之人。

这一段敕令对“努比亚前的阿努克特”称号的强调，证明了阿努克特这一时期在努比亚地区的崇拜进一步发展，其地位、权威性和对努比亚的掌控力都逐步获得了强化。而这样的强化又给埃利芬提尼三神组以正向回馈，促使该神组在埃及南部疆界和努比亚地区的影响力日趋稳固。

阿努克特节日的影响范围显然也并不止于埃及南部和努比亚地区，该节日的实际传播范围包括埃及境内的其他地区。以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都灵57062号陶石片为例：

第47年，丰收季，第一月，第［……］日……向阿努克特祭酒……帕伊（Pay）说：“（我）向阿努克特祭酒，我为阿努克特酿造了（啤酒），人们每日都喝着（这些酒）。就像我的朋友那样，我准备了啤酒。”

虽然这个陶石片并没有出现明确的节日名称，但根据该陶石片记载的时间及内容分析，人们进行的酿酒和祭酒活动是为阿努克特及其节日所做的准备，与此前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埃利芬提尼纪念碑中人们为节日准备的节日贡品，以及国王为阿努克特献上一切“纯净美好之物”的行为相契合。由此可知，阿努克特的节日并非只存在于官方礼仪之中。埃及民众同样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和庆祝阿努克特的节日，而麦地那工匠村的工匠们对该节日的庆祝则反映出了“群体与空间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上构成了一个有机共同体，即使此群体脱离了它原有的空间，也会通过对其神圣地点在象征意义上的重建来坚守这个共同体”。由此，阿努克特及其节日的影响力突破其崇拜地的地域限制，转而广泛传播到埃及境内。

鉴于此，阿努克特的节日实则超越时空条件的限制对古埃及社会产生了深远长久的影响。阿努克特凭借节日突破崇拜地对其影响力的地域局限，在埃及境内多地区发展并巩固自身崇拜，从而在古埃及宗教体系里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阿努克特崇拜的强化又与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信仰互为补充，巩固她在该神组的地位，进一步弥补该神组血缘关系上的淡薄

阿努克特的节日能有效巩固自身在埃利芬提尼三神组中地位的另一原因，则应归因于该节日的庆祝是埃利芬提尼地区居民的选择，是当地民众崇拜其能力的直接表现。在埃利芬提尼三神组中，阿努克特并不是唯一拥有自己节日的神明，克努姆和塞塔特都有其专属节日，尤其克努姆因其创造神的职司，有着以庆祝他将尼罗河淤泥作为原料，使用陶轮来创造生命为主题的节日。克努姆的这一节日主要在艾斯纳（Esna）举行，因此克努姆创造神的身份在艾斯纳地区得到强调，从而与奈斯（Neith）和赫卡（Heka）在该地区组成另一个三神组。克努姆在两个地区所侧重的不同职司不仅反证出尼罗河在维系埃利芬提尼三神组家庭结构上的关键性作用，还进一步证明了阿努克特的节日是埃利芬提尼地区居民经过衡量后的选择。埃利芬提尼的民众优先选择了更能反映当地社会生活的阿努克特的节日，这也是对阿努克特在继承克努姆作为瀑布之主掌管尼罗河年度泛滥能力的肯定。在这种情况下，阿努克特以女性神的身份承担埃利芬提尼三神组中子代神延续生命力等职责的正统性再次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认可。

于是，阿努克特的节日成为阿努克特能稳居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强大内在竞争力。与此同时，节日的可重复性和循环性为塑造社会大众共同的记忆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载体。在阿努克特的节日中，她借助节日的可重复性在古埃及人心中构建起该节日与尼罗河水之间的等同性，从而在空间和时间上保证了参与该节日群体的聚合，并成为古埃及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宗教传统。阿努克特凭借节日的宣传，持续性地向古埃及人输出她作为地区守护神的能力与威望。节日的参与者们则在节日营造的神圣时空里完成了对阿努克特独特地位这一认知的巩固、传达与传承，从而促进与之相关的社会共识及认同的再生产。

经由阿努克特的节日在埃利芬提尼城和努比亚等地区的重复举行，埃及人显然通过节日中对阿努克特职能等内容的循环演绎，建构起阿努克特与尼罗河紧密相连，且牢牢掌控住南部埃及和努比亚地区的共识印象。他们通过节日仪式逐步接受了节日活动所宣传的内容，形成了埃及民众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这样的社会共识，既是对阿努克特地区守护神身份的再次强化，逐步确立阿努克特在埃利芬提尼等地的权威，又推动埃利芬提尼三神组逐步演化为代表尼罗河的另一神圣象征，进而切实地服务于古埃及人的现实需求，并在后期埃及时期在巩固埃及统治、维护埃及本土信仰和强化民族认同等方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尼罗河的象征：埃利芬提尼三神组崇拜体系的完成与巩固

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最终成型印证出古埃及人对三神组功能性作用的需求增强，是他们期望能掌控尼罗河水的一种反馈。阿努克特在节日的影响力下，配合尼罗河给予克努姆、塞塔特和阿努克特血缘关系的外部支持，使得该神组最终满足了传统三神组在形式和职能上的基本要求。这三位神明被整合为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体，既在宗教层面成为古代埃及重要地区的神明组合，又共同成为尼罗河的重要象征之一。因此，埃利芬提尼三神组对于维护埃及南部疆域统治、巩固埃及宗教信仰和增强埃及民族认同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古埃及人而言，如何应对尼罗河水的定期泛滥是埃及人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埃及人对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重视也正是源于该神组作为尼罗河的一个重要象征，其职能范围涉及并覆盖了埃利芬提尼城等各地区民众的直接利益，契合了埃及人利用尼罗河进行生产生活的现实需求。

古埃及人通过举行阿努克特的节日，以及将埃利芬提尼三神组视为尼罗河的象征，在实践层面上表达出他们对尼罗河及其洪水的敬畏。这些用于获得掌控尼罗河能力的定期活动，成为埃及人应对洪水泛滥时的礼仪性仪式，随之成为他们在宗教与社会生活中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一个专属于埃及人在尼罗河泛滥问题上的“记忆的共同体”也由此形成，从而强化了他们对自身和群体的身份认同。

同时，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能力也随着他们解决尼罗河洪水问题，逐步扩展到帮助埃及人解决社会事务上。除了处理尼罗河泛滥等问题外，克努姆、塞塔特和阿努克特在埃利芬提尼地区还主持多项事务，不仅是当地居民寻求帮助的重要神明，还在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埃利芬提尼三神组对现实事务管理的有效性，首先表现在国王和地方行政长官通过该神组来确保王权合法性以及地方管理有效性。早在第十二王朝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Sesostris III）统治时期国王就曾借助埃利芬提尼三位神明的权威确保其对努比亚地区的统治，在为阿努克特竖立的石碑上刻画着他站在阿努克特前，文献则记载了他为努比亚的女主人阿努克特建造纪念碑，并为她开凿运河以求她赐予他永生。通过为努比亚之主阿努克特建造纪念性建筑，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在努比亚地区的权威得到深入巩固。除统治者外，地方官员也如法炮制。第十二王朝国王阿蒙涅姆海特二世（Amenemhat II）统治时期的一位名为伊皮（Ipi）的地方官员就曾借助这三神组的力量确保自己行政管理的施行。伊皮作为埃利芬提尼城的高级官员身兼数职，为了获取当地居民的认可，他将自身与埃利芬提尼当地重要的4位神明联系在一起，其中就有塞塔特、阿努克特和克努姆。显然，埃利芬提尼三神组崇拜的发展，为他们在当地的权威性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为地方官员实施地方管理提供有力的宗教支持。

其次，三神组中的神明也成为现实社会中人们寻求公正裁决的重要见证者，都灵1887号纸草就曾记载了拉美西斯五世（Rameses V）统治时期人们在克努姆神庙向克努姆控诉犯人罪行的事件：“祭司巴肯宏苏取出神庙留存的两份见证人档案的提箱，他打开提箱后拿出一份见证人档案，呈交于克努姆面前，克努姆对此表示同意。”从中看到，克努姆的神谕对推动案件审判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它不仅是当地司法程序中必要的环节，也是维护司法秩序的重要手段。

第三，该神组崇拜还推动了埃利芬提尼地区书写范式的形成，这一书写体系广泛应用于人们的书信往来之中。以瓦伦卡纸草为例，该纸草开篇的致礼词写道：“在长寿、永固和安康之中，在众神之王阿蒙–拉的喜爱里，我每日都在（阿蒙–拉）–哈拉凯悌起落时向他祷告，并向克努姆、塞塔特、阿努克特以及所有埃利芬提尼的神明祷告。”而都灵1972号纸草的开篇语是这样的：“在长寿、永固和安康之中，在众神之王阿蒙–拉的喜爱里，我每日向土地上的众神祷告。”对比两篇文献的开篇，这种措辞的差异也恰好证明了埃利芬提尼的三位神明对于当地居民而言的特殊性，他们是埃利芬提尼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才能衍生出一套因他们而来的信件书写范式，表明该神组在埃利芬提尼受到崇拜的广泛性，已经到了融入到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程度。

第四，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整体崇拜为该地区保持埃及本土宗教传统奠定了基础，并在抵抗外来宗教入侵本地信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埃利芬提尼地区犹太移民群体数量的增加，以犹太群体为中心发展而来的耶和华信仰强烈冲击着以克努姆、塞塔特和阿努克特为代表的埃及本土神明的崇拜。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犹太宗教和埃及本土信仰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现在，请注意！他们正向你走来，你应该要看顾他们……众所周知，从哈拿雅（Hanaiah）到埃及以来，克努姆一直都在反对我们。”但埃利芬提尼三神组，早已完成了将自身崇拜组合演变成尼罗河象征的过程，从而有力地维护了埃及本土宗教在面对外来宗教挑战时的优势地位。

综上，埃利芬提尼三神组崇拜体系的最终完成，是阿努克特在强化自身实力基础上与尼罗河提供的外部支持相结合的结果，该神组结构的完善使其能以家庭组的形式成为尼罗河的一个重要表征，也促使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崇拜活动以阿努克特节日为代表，成为古埃及人解决尼罗河泛滥问题的主要措施。与此同时，该神组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也在埃及人参与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相关的仪式活动，以获得应对相关社会问题的有效指导时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埃及人在此类仪式活动中形成的集体记忆也随之巩固他们的民族认同，而通过此渠道形成的民族认同又反之促进了对埃利芬提尼三神组崇拜体系的完善。

余    论

埃利芬提尼三神组因克努姆而构建，但最终成型却取决于阿努克特在该神组中地位的稳固性。从表象上看，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特殊性表现在区别于传统三神组的构成形式，由身为女性神的阿努克特充当子代神。但这一非传统性的组织形式在本质上反映出该神组对父神血缘、职司和能力的强调。古埃及人在此处显然更重视克努姆掌管尼罗河能力的传承，阿努克特才能克服她在血缘关系上非亲生后代的劣势，并以尼罗河为媒介落实了子代神在三神组中所承担的继承之责。

也正因如此，阿努克特的节日符合了埃及人对埃利芬提尼三神组在尼罗河及其洪水掌控能力上的要求，从而成为推动阿努克特成为子代神的内在驱动力。阿努克特的节日直接确保了阿努克特在发挥子代神继承父辈神职司和权力上的正统性，而经由节日强化后的瀑布神和努比亚守护神这两项职能，既保证了阿努克特与尼罗河之间的深度关联，使其从洪水意象中汲取象征生命力的力量并获得繁衍延继的能力，在形式上也成为克努姆和塞塔特神圣婚姻的后代。同时，通过节日中的航行仪式，阿努克特作为努比亚地区守护神的身份得到进一步强化，其与埃及南部疆域安全相关联的特质也得到埃及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使之成为国王统治和管理埃及南部边疆的有力工具。

古埃及人在埃利芬提尼三神组构成的选择上呈现出实用主义的倾向，反映出该神组的成型寄托着社会大众对尼罗河的敬畏与期许。尼罗河水的定期泛滥对埃及人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恩赐，不仅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农业生产，还是埃及兴盛繁荣的保证。为了应对诸如洪水这样的自然力量的不确定性，埃及人挑选出克努姆、塞塔特和阿努克特这三位神明，期望通过该神组获得掌控尼罗河涨落的能力。于是，尼罗河的职能被进一步细化，埃利芬提尼三神组明确承担着掌控尼罗河及其洪水的职能，是埃及人解决干旱洪涝等现实问题时的主要助力。故此，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形成和完善是古埃及人对尼罗河进行现实利用的直接表现，也是身为大河文明的古埃及在保障农业生产上的一种特色宗教实践。

埃利芬提尼城三神组的构建出自于埃及民众对掌控尼罗河相关事务的期盼，正是基于这样的共同期盼才将当地居民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强化他们作为埃及人的身份认同。所以，当大批犹太移民带着新的宗教涌入埃利芬提尼城时，埃及人能以积极主动且坚决的态度应对这一挑战。埃利芬提尼三神组的崇拜和犹太教在埃利芬提尼城看似存在着争夺信仰空间的宗教冲突，但实质上，以埃利芬提尼三神组为代表的埃及本土宗教信仰历经时代的选择，由于成功地完成了向尼罗河象征的转变，从根本上契合了当地民众的生存需求而占有先天优势地位，同时也成为埃及人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支持。并且，借助阿努克特及其节日的广泛影响力，埃利芬提尼城的三神组在埃及和努比亚地区都构建起信仰空间。故此，埃利芬提尼三神组崇拜的发展，不仅是对古埃及整体宗教信仰的完善，也是面临外族入侵和外来宗教挑战时，埃及人得以保存埃及本土文化的重要思想基础。

本文作者潘佳熙，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埃及学。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4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来源：外国问题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