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由于埃及和努比亚领土接壤，早在史前文明时期两地就开始了以贸易为主的交往活动。伴随着埃及文明的发展，埃及对努比亚地区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两地的交往活动开始从贸易转变为埃及对努比亚地区的军事征服和统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努比亚以反叛者的形象出现在埃及社会。实际上，在两地的交往活动中努比亚地区被动地开始了埃及化进程，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文化的独立性，并在公元前８世纪末期通过努比亚王朝的建立实现了从反叛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努比亚王朝时期，一方面，努比亚统治者通过采取高度埃及化的治理策略来获得埃及民众的支持以巩固其在埃及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努比亚文化元素也开始渗透进埃及社会中，努比亚文化风格的随葬品、日用品以及努比亚语名字等文化元素开始出现在埃及社会。埃及和努比亚之间长期的交往都使其自身文化留下了彼此的文化烙印，成为古代文明间交流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
关键词：古代埃及；努比亚；反叛者；统治者；交往活动
作为位于非洲大陆上的两个古老文明，埃及文明因其留给后世的辉煌成就而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焦点，而努比亚文明则因被笼罩在埃及文明的光芒之下往往被学者们所忽略，即便对努比亚文明有所关注，也只是将努比亚的埃及化以及埃及对努比亚的统治与管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近年来，随着努比亚地区考古活动的展开，努比亚文化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1960年以来，因在尼罗河第一瀑布附近的阿斯旺修筑大坝而开启了一系列抢救埃及文物的考古活动，从位于阿斯旺附近的埃及阿布辛拜勒神庙和菲莱神庙中发掘出大批努比亚文物，这批文物为重构努比亚文明提供了基本史料，从而推动了努比亚研究逐步从埃及学研究框架中脱离出来，开启了对努比亚文明本身的探究。
在将努比亚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进行研究时，虽然埃及对努比亚的殖民化统治仍是学者们的一个研究重点，但在研究主体上却表现出从埃及到努比亚的转向，并主要体现为学界在摆脱传统埃及殖民化视角下的努比亚形象塑造基础上对努比亚文明独立性的构建，由此也引发了学界从考古资料出发对努比亚人对自身文化认同的广泛关注。此外，考古学、古生物学和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努比亚研究中的应用，也为努比亚文明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由是，本文将努比亚文明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以埃及文明和努比亚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努比亚文明在两地交流互动过程中的自我形象构建和认同，以及努比亚文明对埃及文明的影响。
一、埃及的反叛者：埃及对努比亚的军事弹压
在古埃及文献中，ḫꜣstyw一词专门用来指代“异邦人”,由此可以看出，埃及人对“异邦人”身份有明确的界定，借以强化埃及人的自我意识。努比亚位于埃及南部，并以尼罗河第一瀑布为界，将两地的疆域划分开来。但是埃及人并没有因为他们与努比亚人共饮尼罗河水而将其归入埃及阵营，相反，努比亚人成为埃及人心目中他者的典型代表。对此，第十二王朝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Sesostris Ⅲ)的边界石碑曾对努比亚人形象有过这样的描述：“勇敢者进攻，懦弱者退缩，而懦夫就是那被赶出边界之人，退缩者就是对努比亚人的回应。”对于古埃及人而言，努比亚人是敌对者和反叛者，并以卑贱的“懦夫”形象出现。
事实上，努比亚人在埃及人的叙述语境中一直被塑造成敌对的“他者”形象。早王朝时期(公元前3000—前2686年)第二王朝国王哈塞赫海姆威(Khasekhemwy)统治时期，作为俘虏的努比亚人形象便已出现在埃及石碑上。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前2160年)，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军事摩擦变得愈加频繁，底比斯地区的地方官员扮演了威慑和镇压努比亚人的角色，第六王朝国王佩皮二世(Pepy Ⅱ)统治时期，埃利芬提尼城的贵族佩皮纳赫特领导了两次对努比亚的远征。在这两次军事征服活动中，他俘虏了努比亚部落首领，并将俘虏和战利品献给国王。随着埃及和努比亚交往互动的逐步深入，努比亚人在埃及人心中的敌对者形象也愈加固化，尤其是至第一中间期时期(公元前2160—前2055年)，埃及国家的分裂与社会混乱使埃及人无暇顾及努比亚，努比亚借此得以发展壮大，以科尔玛城为中心兴起的科尔玛王国(Kerma)成为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55—前1650年)埃及在努比亚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为此，努比亚人成为这一时期诅咒铭文中的常客。所谓诅咒铭文，就是埃及人将被他们视为敌对势力的国家或地区及其统治者的名字刻写在易碎的陶器之上，同时通过诅咒仪式将这些陶器打碎，借以象征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征服，而努比亚人在这类文献中的频繁出现，揭示了努比亚人强大到足以威胁到埃及国家安全的程度，埃及人必须通过诅咒仪式才能得到些许的心理安慰。
即便努比亚人强大到足以威胁到埃及国家的稳固，但为了获取努比亚地区的金矿资源，埃及国王仍未放弃对该地的军事征服。第十二王朝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统治时期，贝尼-哈桑(Beni Hasan)城的贵族阿蒙涅姆海特的坟墓铭文曾记录了３次埃及对努比亚的远征，努比亚地区的黄金等原材料成为这三次军事远征的战利品。而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更是将努比亚人视为被埃及击败的“懦夫”。除了军事远征外，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和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在尼罗河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之间的战略要地修建了一系列军事要塞，同时派军驻扎努比亚地区，以此达到巩固埃及南部边疆的目的。第二中间期时期(公元前1650—前1550年)，居于埃及南部的努比亚人政权科尔玛王国曾联合建都于三角洲地区的亚洲人政权希克索斯王朝，企图实施对埃及的南北夹击，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希克索斯人被驱逐出埃及，而科尔玛王国也因此一蹶不振，退回到努比亚境内。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前1069年)，经过多年的对外征战，埃及国力强盛，成为东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在多次出兵西亚的同时，埃及也没有忘记其南部邻居努比亚对其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多次展开对努比亚的征伐，并最终完成了对努比亚地区的征服。面对埃及人的强势出击，努比亚人并没有彻底屈服，他们的反叛时有发生。于是，在埃及文献中，努比亚人开始从卑贱的“懦夫”转变为反叛者。
第十八王朝国王图特摩斯一世(Thyutmose Ⅰ)对努比亚的征服伴随着努比亚人的反叛。在他统治的第二年，他曾率军弹压努比亚人的反叛直至尼罗河第三瀑布，“他击败了努比亚的首领，可怜无助的努比亚人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当他将身旁的两块土地联合起来，这些前来攻击他的拳头之人将无一人存活。努比亚人倒在剑下，倒在他们的土地上……”。图特摩斯一世在努比亚展开的军事弹压显然并不止于此，埃及政府派往努比亚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库什总督图拉(Thure)在塞赫勒石碑中同样记录了这位国王率军镇压努比亚反叛的行动：“统治的第三年，他率军经过尼罗河第一瀑布时，于泛滥季第一个月的第二十二天再次击败了卑贱的库什敌人。”图特摩斯二世继位后，努比亚人蓄意谋划新的叛乱，他们的密谋被告知给图特摩斯二世：“邪恶的库什(努比亚)准备反叛。那些曾臣服于两土地之主的人正在酝酿敌对(埃及)的计划，正准备打击埃及人，也准备偷窃你父亲在战争后建造的要塞里的牲畜，这座要塞是上下埃及之王阿赫普尔卡拉为了驱逐邪恶的异邦以及肯特肯奈菲尔的努比亚部落而建。”得知此情报后的图特摩斯二世大为震怒，随即派遣军队前去镇压努比亚人的反叛，埃及大军获胜而归后将努比亚首领的一个孩子及其治下百姓俘获，并把他们带到图特摩斯二世面前，让他接受他们的臣服。
图特摩斯三世在对西亚进行了17次军事征伐的同时，也在埃及的南部边界作战，他将在努比亚地区缴获的胜利品带回埃及并敬献给阿蒙-拉神。在图特摩斯三世的胜利颂诗中，他把对努比亚征服的重要性等同于对西亚的征服，“捆绑和俘获成千上万的努比亚人和北方人”。而在图特摩斯四世统治时期，他同样征服了南方的努比亚人和北方的西亚人，并于其统治的第八年出兵镇压了努比亚的叛乱。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Ⅲ)统治的第五年，埃及在科索诺竖立平乱努比亚的胜利石碑，再次确立了埃及国王在努比亚地区的威严。
埃及进入第十九王朝以后，努比亚人的叛乱仍然没有停止。在这一王朝的国王塞提一世(Sety Ⅰ)统治时期，努比亚地区的伊尔迈尔部落发生叛乱，塞提一世亲自率军前往努比亚地区平叛，并获取了大量战利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Ⅱ)同样也留下了大量的关于弹压努比亚人叛乱，并将战俘敬献给神明的场景描绘。美楞普塔对努比亚瓦瓦特地区的反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并扬言“库什(努比亚)将永远不会再叛乱，邪恶将会降临在任何有反叛企图的人身上”。然而，努比亚人并未因美楞普塔的这一诅咒而停止对埃及统治的反抗。直至第二十王朝时期，拉美西斯三世的麦迪奈特-哈布神庙墙壁上的努比亚战争铭文仍详细描绘了他与努比亚人战斗的场景，在战斗中，国王再次征服了侵犯埃及边界的努比亚人。
新王国时期，通过历代埃及国王不惜笔墨地对军事弹压努比亚叛乱进行记录，以及对臣服于他们的努比亚城镇名字进行罗列，埃及人达到了向世人强化并固化努比亚的反叛者形象的宣传目的。事实上，埃及国王是通过向努比亚地区派驻总督，即库什总督，在实际操作上加强对该地区的管理和控制。库什总督总揽努比亚地区的行政管理权，其主要职责包括监管该地区的国家建筑工程、控制金矿的开采，以及该地区税收的征缴及其相关运输等事宜。除此之外，库什总督也承担着平叛的军事职责。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库什总督迈瑞摩斯奉命前去镇压伊布哈特人的叛乱，并俘获了大量战利品。虽然库什总督的设立加强了埃及对努比亚地区的管控力，却仍旧没有打消埃及国王对努比亚人的戒备与偏见。乌塞尔撒塔特石碑是一篇关于国王叮嘱并训诫库什总督的文献。国王告诫他在对努比亚人进行管控的同时应时刻保持警惕：“不要对努比亚人抱有丝毫的宽容，谨防自己受到努比亚人和他们的魔法师的伤害。看管好你在官僚体系之外雇佣的人。”尽管此时的努比亚人已经臣服于埃及，但仍被埃及人视为邪恶的敌对势力，他们并未因为已被纳入埃及的管辖区域而被剔除在异邦人的范畴之外，且始终以怯懦、卑贱和邪恶的反叛者形象出现在埃及文献中。
那么，几乎贯穿于新王国时期始终的埃及对努比亚的军事征服与弹压，能否证明努比亚人在与埃及人交往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劣势的地位呢？事实上，努比亚人从未停歇的反叛行为恰恰印证了其并非埃及文本中卑怯的“懦夫”。脱离埃及的叙述语境，努比亚人的反抗也正是他们始终保有对自身文化和族群身份认同的表现。在埃及人将努比亚人视为永远的他者的同时，努比亚人也将埃及人视为永远的他者。
二、埃及的征服者：努比亚王朝的创建
新王国时期结束后，埃及进入外族入侵的第三中间期，接续利比亚人在埃及建立政权的就是努比亚人，努比亚王朝的创建让努比亚人从反叛者一跃成为埃及的统治者。面对努比亚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份的转变，埃及人并未像希克索斯人入侵时那样，表现出激烈的抵抗和反感，而是认可了努比亚王朝这个继希克索斯政权和利比亚政权后的又一个异族政权。这是努比亚人积极主动地接受并吸收埃及文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尽管埃及在努比亚王朝建立之前持续不断地对努比亚地区进行军事弹压，但努比亚人始终保持其文化的基本内核，并在一定程度上给埃及文明施以影响。
虽然在埃及文献中努比亚人一直处于被埃及征服的状态，但抛开以埃及人为视角的叙事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努比亚人在与埃及人的交流互动过程中保留了其自身文明的独立性。努比亚与埃及之间的交往并不是单边的埃及对努比亚施以影响，而是互为影响，尤其表现在埃及文明早期两地的物质交往上。
埃及的前王朝时期(公元前5300—前3000年)与努比亚的A文化群(A Group)处于同一时期，这一时期两地的物质交往密切。对此，库斯图尔L号墓地出土的考古文物可以证明。从这一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以努比亚本地类型为主，同时埃及风格的陶器也有所发现。除陶器外，该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石榴石珠与埃及涅伽达三期文化中的石榴石珠形制相似，它们的直径都小于５毫米，长度小于2.5毫米，且都为短圆柱形、桶形或扁圆形的样式，同时被雕琢成不规则的双锥形。这些随葬品的相似甚至相同性是埃及与努比亚之间存在直接物质交往的有力证据。
埃及风格随葬品的引入，并不代表努比亚文化已经在文化身份上认同了埃及文化；相反，埃及和努比亚之间的文化边界是十分清晰的，这同样也体现在随葬器物上。尽管调色板被同时发现于努比亚的A文化群和埃及的涅伽达文化中，但努比亚调色板在式样和纹饰上却与涅伽达调色板有着明显的差异，表明尽管它们都为一种类型的器物，但却是这两种文化各自发展而来的。据此可以说，早期努比亚文化独立于埃及文化，努比亚人显然对其文化身份有着明确的界定。
埃及前王朝时期，两地的物质交换主要依赖于贸易。努比亚的A文化群位于上埃及、东部沙漠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交界处，这一时期的努比亚人以中间人的身份控制了贸易的交通要道，在该贸易网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努比亚人通过以物易物的形式，将本地的乌木、象牙、鸵鸟蛋和兽皮等物品与埃及的石制器皿、调色板、梳子、吊坠等饰品以及燧石刀、颜料、啤酒和葡萄酒等物品进行了交换。可以说，这一时期埃及与努比亚的交往是以互通有无的平等交换方式进行的。
埃及的古王国时期正是努比亚的C文化群时期，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贸易往来仍然存在，但由于这一时期埃及国家的统一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发展，两地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和平的贸易往来模式逐步转变为暴力的军事征伐，这被埃及文献对努比亚进行记载时开始采用“征服”和“远征”的叙事模式所证实。
事实上，古王国时期埃及对努比亚地区进行军事征服的目的在于方便埃及获取该地区的原材料，以满足埃及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第六王朝国王迈瑞恩拉(Mernere)曾派遣大臣乌尼(Uni)前往南方采石场，乌尼分别从伊布哈特和埃利芬提尼为国王带回了石棺和假门，从哈特努布的采石场带回了由巨石所制成的供桌，并于第二次前往南部采石场时从努比亚部落首领处获取了用来制作木船的瓦瓦特地区的金合欢木材。在前往努比亚的行程中，他还主持了运河的修建以方便物资和物品从努比亚运到埃及腹地。另一位地方官员哈库夫(Harkhuf)在其自传体铭文中也记载了他前往努比亚地区的几次远征。在其第三次远征时，他不仅与努比亚各部落的首领有所接触，这些部落首领还带领军队将他和驮着香、乌木、黑檀木、谷物、黑豹、象牙、投掷棒和所有上好物品的300头驴护送到埃及边境，并赠予他额外的牛羊等牲畜。部落首领带领军队护送埃及人及其物品到埃及边境，是埃及对这些努比亚部落进行武力征服的结果，还是两地之间正常贸易的印证？由于没有其他的文献和考古材料来佐证，我们不能妄下结论。但无论埃及是通过何种手段获取的这些物品，第六王朝时期的埃及与努比亚各部落之间的确存在着物质往来。而第六王朝佩皮二世统治时期的地方贵族塞布尼(Sebni)为了将死于努比亚的父亲的尸体带回埃及，同样留下了与努比亚进行物质交换的记载。他在前往努比亚时便带上了100头装载了蜂蜜、衣物和油等物品的驴子，并最终用这些物品换回了父亲的尸首、香及衣物等努比亚物品。塞布尼的父亲是病死于努比亚，还是被努比亚人杀害？他是以埃及政府官员的身份，还是以个人的名义前往努比亚？由于文献没有相应的记载，我们不得而知。这一时期埃及和努比亚之间应该存在着武装冲突，但通过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努比亚人对埃及的“远征”活动在这一时期还持有相对积极的态度，埃及和努比亚也因此才能保持着一定频率且相对稳定的官方物资往来。
随着埃及和努比亚实力的增强，早期和平的物质交往活动显然难以满足各自发展的需求，双方之间的摩擦随之逐步升级。埃及的中王国时期正是努比亚科尔玛王国的兴起与发展时期。科尔玛王国的兴起与发展严重威胁到埃及国家的安全，努比亚人的形象也彻底从温和的物质交换者转变为“反叛者”。这不仅表现在埃及文献对努比亚记述风格的转变，努比亚人对埃及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
中王国时期，位于尼罗河第三瀑布地区的科尔玛王国首都科尔玛城，因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而具有完备的城市建设。与此同时，科尔玛王国国王还有意识地在城市规划中吸取了埃及文化元素，集中表现在“卡”神庙的建造上。科尔玛城的防御工事也十分完善，不仅在城市周围挖掘沟渠以作防御之用，还在城中设置了完备的监控系统来保证货物的运输。完备健全的城市建设一方面彰显出科尔玛王国王权对该城的绝对掌控力，是政治上专制集权统治的一个表现，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一时期的科尔玛王国的经济实力。科尔玛王朝的兴起和发展俨然成为可以与埃及匹敌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但也无疑是努比亚文明发展具有独立性的绝佳展现。
新王国时期，虽然埃及在军事上彻底征服了努比亚地区，并通过设立库什总督等措施对努比亚地区实施有效管理，但根据前文论及的这一时期努比亚人的多次叛乱可以看出，努比亚人从未完全接受埃及的统治，更是从未在文化和身份上认同埃及。相反，新王国时期，努比亚人通过不断的反叛，对自我身份进行了强烈表达，这给他们在新王国衰落后迅速壮大自己的实力提供了思想基础。
新王国衰落后的埃及政局处于动荡之中，与之相反的是在新王国初期曾被埃及人击败而退回努比亚境内的努比亚王朝在尼罗河第四瀑布附近的纳帕塔城(Napatan)崛起。努比亚王朝的第二位统治者喀什塔(Kashta)让他的女儿阿蒙伊尔迪斯一世(Amenirdis I)获得底比斯阿蒙神庙最高祭司“阿蒙贞女”的职位，接受埃及的宗教文化传统，并借此控制底比斯的阿蒙神祭司集团，从而实现了其对上埃及地区的控制。为了逐步蚕食埃及领土，努比亚国王以埃及文明内在支撑的宗教为突破口，通过对埃及文化的创新式接受，来获得埃及圣俗两界势力的接受，从而为征服埃及提供了来自埃及的民众基础。
皮亚(Piye)登基后，第二十四王朝国王泰弗纳赫特(Tefnakhet)向南部的扩张显然触及了努比亚人在此地的利益，皮亚便命令驻扎在埃及的军队发动进攻。在获得赫拉克利奥坡里斯战役胜利后，皮亚前往埃及，先后攻破赫尔摩坡里斯、赫利奥坡里斯、孟菲斯等城市，取得胜利后皮亚返回努比亚。
后期埃及时期，努比亚王朝得以迅速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新王国末期努比亚金矿已经枯竭，埃及放松了对努比亚地区的控制，给努比亚人创造了生存并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则在于随着埃及新王国的终结而来的整个东地中海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埃及在东地中海世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其他势力诸如利比亚人、以色列人、亚述人等却相继崛起，他们的崛起使埃及不得不将注意力全部转移到北方，而远离地中海世界的努比亚并没有因这些势力的崛起而受到太大的挤压，从而进一步为努比亚王朝的发展创造了绝佳的外部环境。
努比亚王朝时期，努比亚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身文化重塑、认同的过程，完成了从埃及的反叛者、模仿者到埃及统治者的转变。
三、埃及的统治者：努比亚王朝的发展
努比亚王朝的建立预示着努比亚统治者身份转换的完成，而皮亚的继任者沙巴卡(Shabaka)则将努比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交流互动推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公元前716年，沙巴卡率努比亚军队向埃及北部挺进，占领孟菲斯城，并以孟菲斯为中心实现了对埃及全境的征服。由此，以沙巴卡为代表的努比亚国王，为了获得埃及民众的支持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在埃及掀起了仿古风潮，造成这一时期的努比亚文明在整体上呈现出高度埃及化的特点。
然而，这种对埃及文化的模仿并不意味着努比亚人放弃了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努比亚王朝对以往历代埃及王朝统治策略的采纳，本质上是因其统治埃及全境后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东地中海世界政治格局变化而带来的冲击。面对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东地中海世界政治格局，他们急需通过对埃及文化中有益成分的吸纳来实现对自我文化的重塑，从而达到应对由这一政治格局的变动所带来的挑战的目的。
作为这一场仿古风潮的发起者和推行者的沙巴卡，其对埃及古王国文化的模仿，一方面是为了赢得埃及民众的认可，以此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强化努比亚人对埃及文化传统的认同，从而对埃及人的行政管理经验进行有效吸纳后转化成自己的管理体系。
为此，沙巴卡沿用了努比亚王朝通过委派公主担任“阿蒙贞女”来获取底比斯阿蒙神祭司集团信任的策略，委派他的妹妹阿蒙伊尔迪斯一世接任“阿蒙贞女”一职，在限制阿蒙神祭司集团势力过于庞大的同时，达到了控制底比斯地区的目的。为进一步控制底比斯地区，他还任命其子哈拉玛赫特(Haremakhet)担任阿蒙神最高祭司。出于纪念他在底比斯地区的有效统治的目的，沙巴卡在卡尔纳克神庙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记录：“全能的阿蒙-拉神，为他(沙巴卡)制作了用精金镶嵌的(纪念碑)，阿蒙-拉神亲自下令将其赐予他，是沙巴卡得胜而来。”
而沙巴卡对埃及全境的最终控制则是通过定都孟菲斯城、选取金字塔为该王朝王室坟墓的地面建筑样式来完成的。这两项举措充分反映了沙巴卡对古王国时期埃及文化的推崇，以此将努比亚文化与埃及的传统文化连接起来，从而向埃及人展示努比亚统治者是埃及文化的传承者，进而为努比亚王朝在政治和宗教上的正统性找到依据。孟菲斯城是古王国时期的埃及首都，而古王国时期的埃及王室建筑样式就是金字塔。
为了进一步获取埃及民众的信任，沙巴卡将对孟菲斯城主神普塔的崇拜推向极致。为此，他命令书吏将发现于普塔神庙的一份遭到虫蛀的宗教文献重新抄写在石板上，这块石碑也因此被称为沙巴卡石碑，而其上记录的文献也被称为孟菲斯神学。这一神学体系将普塔尊为创世神：“一切源于心，一切源于舌，以阿图姆的形象!看!伟大的普塔神，用他的舌与心脏给予所有的神以生命和卡……九神因普塔神的牙齿和嘴唇而生，普塔神通过语言创造一切，给万物命名……”同时，这块石碑的最后三行重点推介了孟菲斯城，在宗教文献中确定这座城市的崇高地位。这在埃及文献中较为少见，揭示出以沙巴卡为代表的努比亚统治者急于与埃及传统文化建立起密切联系的迫切心情。
然而，努比亚人并不是对埃及传统文化的全盘接受，而是将自己的文化与埃及文化进行了融合。在沙巴卡石碑第二行结尾提到该石碑是由沙巴卡为获得永生而献给他的父亲普塔-塔嫩(ptḥ-tꜣ-tnn)的作品。塔嫩是一位与努比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神明，在沙巴卡石碑中将这位有着努比亚文化背景的神与创世神普塔结合，无疑将塔嫩的宗教地位提升到了创世神的位置，同时也便暗喻了努比亚文化有着与埃及文化等同的地位。
尽管基于稳固统治的考量，努比亚王朝在政治和宗教上表现出程度较高的埃及化，但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努比亚文化却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留。物质文化可以被用来再现族群之间的差异，因此带有努比亚文化元素的物质文化是判断努比亚人保持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
首先，努比亚人墓葬中的陪葬品仍旧保留了努比亚本土的特色。位于埃及的努比亚坟墓陪葬品中存有大量努比亚风格的陶器，这些陶器多为饮具和炊具，揭示出墓主生前仍然保留着努比亚人的生活习惯。同时，努比亚人的丧葬传统也部分地被埃及人所吸纳，其典型例子便是努比亚随葬品中的珠网在埃及丧葬仪式上被广泛使用。
其次，努比亚人的服饰保持了努比亚风格。伊尔凯塔卡纳(Iriketakana)是一位努比亚官员，从他的雕像刻画上我们发现，这位努比亚人身着一件努比亚风格的带有肩带的斗篷或说罩衫，并且在他的右脚踝处还刻有一个“库什之尾(Kushite tail)”的图案，这种位于衣服下摆的尾巴状流苏装饰，是典型的努比亚风格的服装样式。
最后，虽然努比亚王朝统治时期从统治者到平民努比亚人，名字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埃及化，但完全努比亚化的名字仍然被保留了下来。阿萨西弗(Asasif)地区第７号坟墓(Tomb VII)的女主人赫瑞丽(Kheril)棺木上其父的姓名书写就是一个范例。在棺木外壁他的名字被书写成“帕文(Pawen)”，而在棺木内壁则被书写成“派恩希(Penhy)”和“派恩派恩安柯(Penpenanch)”。努比亚人通常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埃及语名字，另一个是努比亚语名字。“帕文(Pawen)”是一个典型的埃及语名字，其多次出现在棺木外壁，揭示出推行埃及语名字的使用似乎是努比亚王朝的一个官方行为，而刻写在棺木内壁且只出现一次的努比亚语名字则说明努比亚人对努比亚文化的固守。
沙巴卡的继任者继续推行这种官方埃及化、民间仍然对努比亚文化进行保留的双轨制文化政策。塔哈尔卡(Taharqo)在其统治时期对内大兴土木，积极扩建和修复埃及神庙;对外积极恢复埃及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间的贸易往来，从而使努比亚王朝积极参与到东地中海地区的国际事务中。同时，这位努比亚统治者仍然重视对努比亚血统的强调。塔哈尔卡在塔尼斯(Tanis)竖立了一块石碑，以此纪念其母为庆祝他的加冕而专程从努比亚王朝在努比地区的首都纳帕塔赶来。对此，该石碑铭文记述道：“王后母亲在纳帕塔……她往北地前进，然后她发现我已经坐在荷鲁斯的王座上作为国王被加冕……”塔哈尔卡不再像他的前任国王那样，为了给其在埃及统治的合法性寻找依据而刻意建立起与埃及传统文化的关联，他在铭文中对其母从纳帕塔赶来的强调，再次印证了努比亚统治者对自身文化和族群身份的认同。由此推之，如果塔哈尔卡在埃及的统治能够有所持续，那么努比亚王朝必将经历一次去埃及化的变革。然而，此时埃及周边的政治格局朝越来越不利于埃及的方向发展，而埃及内部，由于北方三角洲地区政权林立，中央集权统治开始摇摇欲坠。正是在这一时期，东地中海世界的强国——亚述帝国，正在崛起。亚述帝国征服努比亚王朝在埃及的首都孟菲斯后，塔哈尔卡不得不退守努比亚地区。到他的继任者塔努塔蒙(Tanutamani)统治时期，尽管这位努比亚国王曾率大军再次攻入埃及腹地，但终因亚述帝国的强大实力而功亏一篑。大约在公元前656年，塔努塔蒙被亚述军队赶出埃及，努比亚王朝在埃及的统治宣告终结。
结 论
在古代埃及历史上，作为异族政权，努比亚王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因其独特性而在埃及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努比亚人长期以他者的身份出现在埃及的历史叙事中，这是因为从埃及人的视角出发，努比亚和埃及之间的交往总是呈现出前者处于后者之下并被后者殖民的倾向。但事实上，尽管努比亚人在埃及社会中的身份经历了从反叛者到统治者的转变，但并没有影响到努比亚人对自身文化独立性的认知。
表面上看，新王国时期埃及对努比亚地区频繁的军事征服打断了努比亚文明的自身发展，但也使努比亚人在抵御埃及军事征服过程中完成了对自我文化的塑造和认同，因为在面对异质文化的强力扩张时，在征服者的他者形象得到确立时，与之对立的被征服者的自我形象也便随之得以确立。
新王国之后的埃及开始走向衰落，努比亚人抓住了埃及文明积弱的这一有利时机，首先通过占据“阿蒙贞女”这一职位控制埃及南部的底比斯地区，继而挺进埃及腹地，直至攻陷埃及北部的孟菲斯城，创建埃及努比亚王朝。努比亚王朝统治时期，基于统治的需要，努比亚文化开始快速埃及化。然而，这种埃及化并不是单边的努比亚人对埃及文化的全盘接受，而是努比亚人选择性地接受了对他们在埃及统治有利的元素，并同自身文化进行了融合，进而形成了既可以为埃及人接受又可以为努比亚人接受的融合文化。
公元前1千纪是东地中海世界在物质文化上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全面转变的时代，在政治层面则是东地中海世界强权辈起的时代。因征服埃及全境而被迫卷入东地中海世界这一变局的努比亚王朝，尽管可以在与埃及文化进行交流互动中有效地利用埃及文化完成自身文化的提升和塑造，但由于久居非洲腹地，当东地中海世界的大门骤然向他们打开时，多维度的跨文化互动给努比亚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努比亚人之所以能迅速适应新王国衰落后重组的东地中海世界政治格局，依赖于此前与埃及文明长期交往互动过程中所积累的文化和政治基础。当东地中海世界新的政治格局确立后，从远离地中海的非洲腹地入主埃及的努比亚王朝的统治者们需要直接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威胁。一方面，埃及化的统治策略并未让埃及人彻底打破“他者”界限，将努比亚人视为埃及文化的“自我”，埃及人对努比亚人统治的反抗也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以亚述为首的东地中海世界强国仍虎视眈眈地觊觎埃及的领土，导致努比亚人对外扩张活动屡屡受挫。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努比亚王朝的国王们既无法完整地化用埃及文明原有的地缘优势和政治资本，又难以适应频繁重组的东地中海世界政治格局。于是，努比亚人只能从东地中海世界黯然退场。退居非洲腹地后的努比亚文化因保留了更多的非洲文化特色，而成为非洲文化的典型代表。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转载自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