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王国时期，埃及对外交往活动频繁。如何让埃及民众了解国王在对外交往活动上所取得的功绩，以此强化王权、稳固统治，便成为埃及国王需要破解的难题。对此，埃及国王通过父子伦理关系为其对外活动找到一个合理的缘由，通过王室铭文、大臣自传体铭文，以及节日庆典等宣传方式，王权的威严得以树立，王权的统治得以稳固。另一方面，逐步走向虚夸的宣传方式也成为埃及文明衰落的一个内在诱因。

关键词：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王权；对外宣传

自文明开启以来，古埃及始终是王权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国家。为了稳固统治，古埃及的历代国王都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方式宣扬王权，并留下了大量相关文献和考古文物，其中新王国时期的文献和考古文物尤其丰厚，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埃及的对外征战频繁，也因此衍生出了大量宣扬国王战绩的相关记载和刻画。那么，王权对外宣传的成效如何，是否达到了强化王权，稳固统治的目的呢？

一直以来，学界对古埃及王权对外宣传的方式、方法多有研究。以威尔森（J. A. Wilson）为代表的学者从王权对外宣传相关文献入手，对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翻译和校对，为这一论题的研究提供了文献支撑。在文献整理基础上，学者对文献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研究，一部分学者从对外宣传文献中国王形象的塑造和对外扩张的缘由出发，对王权与神权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并从相关术语的使用演变入手，分析埃及与其周边国家的交流互动；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这类文献在古埃及社会的宣传功用，认为它们是统治者稳固自身统治的工具，因而存在夸大事实的现象。此外，还有学者着重分析图像资料对王权对外宣传的作用。上述种种研究都肯定了文献和图像资料对宣传王权的功效，但对于那些作为宣传对象的埃及民众对于宣传的接受程度，即宣传的功效却少有分析。

埃及民众对王权宣传的接受程度是考量埃及人的社会伦理、王权塑造以及社会稳固的重要尺度，为此，本文透过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从埃及对外扩张合法性构建、埃及人心中的异域构建，以及埃及对外交往模式构建等几个方面入手，对新王国时期王权对外宣传的功效和作用进行评估，以期揭示出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对外交往活动的内在动因。

一、国王对外交往活动合理性构建：王权对外宣传的缘起

在成功推翻了希克索斯人的统治后，埃及进入了以对外扩张为先导的帝国时代——新王国时期。在不断对外交往过程中埃及王权得以强化，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外宣传国王的功绩甚至神迹，为埃及对外交往活动提供合理性，而国王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功绩，则归因于这一时期的埃及国家神——阿蒙神的指示和庇护。第十八王朝女王哈特舍普苏特曾派出远征队前往蓬特，获取没药等香料以及其他埃及王室所需物品。为此，女王在远征铭文中反复强调：之所以命人开辟前往“没药之地”蓬特的道路，是因为她的“父亲”阿蒙–拉神向她传达了指示。同时，女王生父图特摩斯一世的命令，也被宣传为女王将异域纳入埃及治下的缘由。

同样，第十八王朝的其他国王也将对外交往活动的理由归于阿蒙神的命令。图特摩斯三世在庆祝征服巴勒斯坦地区的铭文中宣称，这是基于父亲阿蒙神的命令。阿蒙霍特普二世在纪念征服努比亚的铭文中也曾宣称，因他的父亲阿蒙-拉神的命令，“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划定自己的边界”。凡此种种，在这一时期的埃及王室铭文中，国王被赋予了超然地位，从而使其领导的对外征伐等活动笼罩在天命神赋的光环下，进而也使国王遵从神谕这一举动本身成为其功绩的一部分。

尽管国王通过王权神授的宣称强化了其对外活动神圣性，但同时也将自己在重大事件决策上置于次要位置。国王的这一举措源于古埃及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书写于古王国时期《普塔霍特普的教谕》明确说明听从父亲教导是成为一个好儿子的必要条件：只有遵守父亲教诲、守护父亲财产的儿子才是从父亲的“卡”中诞生的；这样的儿子从不计划无当，将得到贵族的喜爱，进入老年后能教导后代并得到神的喜爱，进入来世；那些不听父亲教诲的儿子们，生前一事无成，死后也无法进入来世。因此，在社会伦理和社会风气上，听从父亲教导是一个人是否被社会认可、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尺。《普塔霍特普的教谕》从古王国流传到了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表明其所倡导的社会伦理标准一直被古埃及人所认可，并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根据古埃及社会伦理的要求，埃及人不仅听从父亲的教诲，还要守护好家庭财产。第六王朝时期的一位妇女在丈夫留下的房屋被他人侵占时，曾写信告知亡夫并提醒他这座继承自祖先的房屋应当传之于子孙。这位妇女希望作为兼具人子、人父双重身份的亡夫，能够帮助她夺回被侵占的家庭财产。并且，未遵守社会伦理之人将受到惩处。古王国后期，舍普斯（Shepsi）曾写信给他已逝的母亲伊伊（Iy），提醒他的母亲：他已遵照她的要求，送给她7只鹌鹑，她也接受并吃下它们。然后他质问他的母亲，既然他已为她提供了她的所需，为什么还受到她的巴的伤害呢？为此，他警告他的母亲，她这种以德报怨的行为将为众神所不耻。这段文献从另一方面证明，按照父母意愿做事是当时埃及社会的一个普遍的道德规范。

并且，这种子从父、父护子的社会伦理道德超越了真实的血缘关系。古王国时期的文学作品《哈尔杰德夫王子的教谕》建议，可以在生前就将死后的祭田委托给信任之人，因为此人“为你带来的益处远胜你的儿子，要喜爱他更胜你的（子嗣）”。由于这位被委托者顺从逝者心意，维护逝者利益，因而在社会伦理上就可以等同于逝者的儿子。拉美西斯二世的大臣贝肯宏苏（Beknekhonsu）在其自传体文献中自夸为甚至能够提升奴隶品味的好父亲。拉美西斯十一世统治时期底比斯大墓地书吏们写信劝导杰胡提摩斯（Dhutmose）在努比亚时要留在船上，并远离战乱，不要忘记他还是为他们的生计出谋划策的父亲。

正是基于上述埃及伦理，对父子关系中子从父、父护子要求不仅体现在真正的父子关系上，也体现在上下级的关系上，在对外宣传中国王将其与臣民的关系设定为父子，子有义务遵从父的意愿。第十二王朝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统治时期的《塞姆纳二号界碑》（The Second Semneh Stela）要求臣民守护埃及的南部边境时这样写道：“如果我的所有儿子维持这一由陛下所建立的边疆，他是我的儿子，……如果这里没有战斗，他们就远离它，那他一定不是我的儿子。”无疑，国王与南部边界的兵民并无真实的血缘关系，但塞索斯特里斯三世依旧将自己比作父亲，要求兵民要像子女一样，守护好“君父”在对外战争中获得的土地。如果边境的民众没有守护埃及，那么他们也将如没有遵从其父意愿的儿子们那样，受到惩罚。由此，国王恩威并重，明令埃及民众守护边疆。第十九王朝国王美棱普塔在面对利比亚和海上民族入侵时指责大臣在国王“像父亲一样保护自己的儿女时，你们却像鸟儿一样恐惧”。与塞索斯特里斯三世一样，在王权对外宣传中他运用埃及的父子伦理，塑造“君父”形象。国王利用父子伦理将其对臣民的要求合理化，是王权对外宣传的基本手段。

新王国时期，在对外宣传中王权对父子伦理的利用具有特殊性，即不再是在埃及社会树立“君父”形象，而是塑造“孝子”形象。在陈述为努比亚保护神德顿（Dedun）和第十二王朝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翻修神庙的缘由时，图特摩斯三世在这篇建筑铭文中强调这是一个儿子根据父亲愿望所做的。埃赫那吞在为他的新都埃赫塔吞所竖立的边界界碑中宣称是根据父亲阿吞神的命令，为“父亲”建造这座新都城。拉美西斯二世在统治后期解释他之所以统治长久，是因为他是一位能够使父亲声名远扬的儿子，为此，他的生父塞特一世的灵魂显现，允诺他长久的统治。

“遵从父亲的意志”是新王国时期埃及国王对各类对外交往活动合理性的解释。第十八王朝国王图特摩斯二世宣称他击败了野蛮的库什人，是为了守护父亲图特摩斯一世在多次战役中建立起来的要塞。换言之，图特摩斯二世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完成埃及社会伦理对儿子的要求：守护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显然，他完美地达到了这一伦理要求。他的继任者哈特舍普苏特在宣传蓬特远征活动中同样延续了这种父子伦理。并且因为女王为了构建其统治的合法性，宣称阿蒙神是其生父。由此，女王宣称遵从阿蒙神的意志，就是在遵从父亲的意志。图特摩斯三世和阿蒙霍特普二世继续使用父子伦理作为对外活动合法性的解释。

以遵父命为对外征战合法性的解释也被高级官员采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的努比亚总督迈尔摩斯（Mermose）在记录镇压努比亚叛乱时曾写道，阿蒙霍特普三世奉“父亲”阿蒙-阿图姆的命令杀死努比亚人。该文献对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功绩极尽恭维，但仍然没有将做出对外开战决策的功劳归于法老，而是归于国王的“父亲”阿蒙-阿图姆神。由此，埃及国王在进行对外扩张时，利用父子伦理，塑造了国王顺从父命、守护父亲财产的形象，构建起王权对外活动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成为他们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十九王朝时期，埃及国王继续利用父子伦理作为宣传其对外征伐合法性的主要手段。第十九王朝国王塞提一世宣称正是凭借其父阿蒙神的指令，在其统治第一年顺利镇压了反叛的亚洲诸城邦。但相较前一王朝，第十九王朝时期对外活动相关文献以遵从父亲的意志来构建对外扩张活动缘由的文献数量在减少。到第二十王朝时期，虽然拉美西斯四世在记录派遣远征队前往蓬特的碑文中感谢他的父亲阿蒙神为他开辟了通往蓬特的道路，但推动这次远征的是国王的心指引他为其父亲阿蒙神谋求善行。这表明，埃及对外征伐的缘由逐渐从神的旨意转向国王的意志，同时也揭示出王权与神权关系开始从合作走向对抗。由此，从第十九王朝开始，在宣传在对外活动时，国王不再居于其父阿蒙神之下，进而逐步放弃了将父子伦理作为国王对外活动的解释。

二、域外风土的塑造：王权对外宣传的民众接受

新王国时期，特别是第十八王朝时期，埃及人对域外风土仍然十分陌生。如何让埃及民众接受埃及国王的对外征伐活动，让他们对域外风土有所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个让埃及民众快速了解异域风土的方式就是浮雕和绘画的刻画。第十八王朝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在向臣民昭示她找到了前往蓬特的道路时，就曾在其葬祭庙戴尔巴哈里神庙南部柱廊的墙壁上以浮雕的形式展现了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浮雕底部写实的海鱼刻画甚至成为埃及学家论证蓬特应与埃及相隔红海的证据之一。图特摩斯三世刻写在卡尔纳克神庙墙壁上的《年鉴》（The Annals）刻画了亚洲地区的动植物样貌，并用文字指示此地就是叙利亚地区（Retenu）。第十九王朝国王塞提一世在卡尔纳克神庙墙壁上刻画了树林环绕的亚洲城市叶诺姆（Yenoam）；拉美西斯二世的贝特–埃尔–瓦利神庙（Bet El-Walli）浮雕则描绘了南方战争中努比亚人成群结队地逃窜进一片棕榈树林的情景。以图像形式描绘域外风土的方式固然直观生动，但它所占据的空间也不容忽视。因此，并不是所有国王都能有如此刻画域外风土的大型浮雕。

尽管通过浮雕对蓬特风土有所描绘，但与浮雕相对应的文字却对此少有记述，关于蓬特的描绘只是重复埃及人对蓬特的固有印象。早在古王国时期就有关于埃及与蓬特之间往来的相关记述，在中王国时期的故事《遇难水手的故事》中，埃及人依据对蓬特的认识构建起一个水手遭遇海难后漂流到小岛的故事。故事中，水手遇难漂流到小岛后找到的食物中有无花果，又遇到一条自称“没药之主”的神蛇，它给水手的临别赠礼有香料、眼部化妆品、绿猴、猎犬等。这个故事对蓬特物产的描述与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的蓬特远征铭文中所获的物产非常接近。在女王的蓬特远征铭文中埃及人也获得了上述4种礼物，以及新鲜没药树和无花果树。这表明远征蓬特铭文对蓬特物产的描绘源于埃及人对蓬特一贯的认知，揭示女王在宣传自己功绩时的态度比较谨慎。

然而，继续沿用以往对异域的固有认知进行宣传，就难以展现王权在对外征战中所取得的实际功绩。如图特摩斯三世用在第一次亚洲战争中获取的雪松等为普塔神庙建造了一座塔门；图特摩斯四世的方尖碑记录他用亚洲雪松制成了一艘大船。但“雪松”作为西亚和埃及贸易往来的证据，在早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埃及文献中。由此，使用这样的一类早已有之的指代域外物产的词汇，并不能在对外宣传中说明国王或者国王的军队曾真正踏足过一块新的异域之地。

为了在宣传文献中塑造一块前人未曾到达的土地，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功绩，埃及国王往往将埃及的山川风貌作为标准，来衡量异域相应风貌的异同。图特摩斯一世在其统治第2年所立的石碑上描述其在亚洲征战时达到过一条奇异的河流：“（船）向北航行时竟在逆流中”。根据尼罗河自南向北的流向，埃及人乘船航行到北方应是顺水而下，文献中的这条河从北向南流的河自然就是逆流的，即两河流域的幼发拉底河。

与图特摩斯一世相反，在文献中图特摩斯三世则选择了与埃及人生活环境相似的亚洲城邦风貌进行描述，并着重对亚洲的果树和谷物种植进行了记述。他的年鉴记录在第五次战役中他曾掠夺过果树上结满果实，酒像流水一般西亚城邦扎西（Zahi）。在其统治第47年所立石碑上记录了在征服叙利亚地区的过程中，军队毁坏果园及“树枝上所有的甜蜜”。古埃及人有将葡萄和其他树木一同种植的习惯，图特摩斯三世的大臣敏纳赫特（Minnakht）坟墓壁画描绘了与果树种在一起的葡萄。因此碑文中的“甜蜜”一词很有可能是指葡萄。上述两个文献对葡萄的种植、采摘和酿造过程的记述与图特摩斯四世的大臣内巴蒙（Nebamun）的坟墓壁画的刻画非常相近，该壁画描绘了一队仆人正采摘葡萄，另一队仆人将这些葡萄酿成葡萄酒。可见，图特摩斯三世石碑中的文字表述是对埃及水果制品的生产过程的呼应，是用埃及人熟悉的生产生活环境去类比异国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活动。

第十八王朝国王宣传对外战争功绩相关铭文对谷物种植的相关记述，也可证明埃及人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去塑造异域的农业生产活动，以此让埃及人对异域的理解更容易一些。图特摩斯三世年鉴记录在第五次和第六次亚洲战役中军队分别收割了阿瓦德城和卡代什城的粮食；在统治第47年的石碑中宣称征服叙利亚地区后，“我带走了他们的谷物，我割了他们的大麦”。这块石碑使用了两个不同的动词，分别是“带走”（nḥm），以及和农作物连用时含义为“割”（𓅱𓇉𓂡，wḥȝ）的单词，后者的异形字用“刀”（𓅱𓎛𓌪，wḥȝ）作为表意符号。根据两个单词的表意符号可以推断，前者的被“带走”指的是可以归仓的麦粒，后者的被“割”指的是还未收割的作物。于是，这两个动词及其所指代的不同状态的粮食作物，共同承担了国王宣传对外征时对异域粮食生产的表达，而这一生产过程则与埃及人的农业生产经验基本相同。

埃及人的农业生产过程也反映在坟墓壁画上，对此，第十八王朝国王图特摩斯四世的王室书吏纳赫特（Nakht）的坟墓壁画有所描绘。壁画中有3位仆人正在用镰刀收割麦秆，身后是两个仆人将收获的麦粒放在大筐中，这两位头上是谷仓，谷仓中人们正将谷粒收仓。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大臣门纳（Menna）的坟墓壁画上则有在一望无际的麦田中谈天说地的农民，田地下方书吏在统计谷仓中的谷物。这两幅壁画都描绘了麦子收割后谷粒归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长在土地上的麦子和收割后的谷粒组成了“粮食丰收”的意象。从第十九王朝开始，两个组成“粮食丰收”主题的场景同时进入到丧葬文献亡灵书中。王室书吏阿尼（Ani）的亡灵书上画着被蓝色水波纹分为四行的“极乐世界”（Elysian Fields），逝者在第二行土地上，或是亲自割麦，或是清点谷仓中的粮食。大臣赫瑞伊维赛伊（Khary Wesay）和第二十王朝官员安哈伊（Anhay）的亡灵书也有同样的描绘，后者的“谷仓”以象形文字符号被写在第四行土地上。前文提及的关于图特摩斯三世对亚洲征服的文献正是以简练的文字，描绘了备受埃及人喜爱的粮食丰收景象。如此，埃及人从心理上对遥远的异域风貌有了很高接受度。

同时，这些反映新王国时期埃及农业生产情况的绘画——无论是表现果树采摘还是谷物收获，都来自坟墓。尤其是在阿尼等人的亡灵书上，埃及人的农业生产活动都被置于“极乐世界”主题之下。因此，这些绘画不仅展现了现世埃及人的生产生活，也是埃及人对来世幸福生活的期许。他们期许在极乐世界依旧有茂盛的果园、丰收的麦子和满仓的麦粒，继续他们现世的幸福生活。由此可见，图特摩斯三世对外征伐相关文献对亚洲的果园、麦地和谷仓的描述，不仅是为了塑造出埃及人可以理解的异域风土，更是为了宣扬他们的对外征服，因为图特摩斯三世毁坏了亚洲人的果园，“割”和“带走”了亚洲人土地上、粮仓里的粮食。第十九王朝国王美棱普塔宣称夺走利比亚人“田地里的每一株香草，没有田地再能生长粮食”。结合埃及人的来世观念，埃及国王不仅掠夺了敌方的物产，更是毁灭了异邦人的“幸福生活”，让他们不再有来世。

三、王权对外宣传的方法和效果

通过对外宣传，王权对外活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得到了确立；通过以埃及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为标准来描绘异域风貌，进而使埃及人能够接受王权对异域风土的构建，来为王权的对外宣传提供前提，新王国时期埃及王权的对外宣传得以展开。那么，王权的对外宣传的方法和成效如何呢？这一时期的国王首先尝试在埃及新的疆土为自己竖立纪念碑，来宣传他们为埃及帝国开疆拓土的功绩。图特摩斯三世第一次战役中征服巴勒斯坦地区后，在当地修建了一座以王名“蒙赫普尔拉”命名的要塞；第八次远征西亚后，在西亚竖立了记功碑。通过在已经征服的领土上留下纪念物，使埃及人能够通过铭文了解他的功绩。哈特舍普苏特也在瓦迪·马格哈拉（Wadi Maghara）留下了她派遣远征队前往此地的纪念物，以期达到其流芳百世的目的。

除了在埃及边界留下记录王国战功的纪念性石碑之外，刻写在埃及神庙中的铭文也对埃及国王在对外活动中获得的财富进行了记录，如战利品和被征服国家给埃及国王的贡品等。图特摩斯四世统治时期的王室铭文还记载了他用从西亚和努比亚掠获的黄金、宝石和石料建造卡尔纳克神庙的纪念碑。这些用战利品建造的纪念碑本身就在向埃及民众彰显埃及国王的丰功伟绩，因此比那些记功碑更具有说服力。并且相较边界石碑，卡尔纳克神庙中的纪念物可以被更多的埃及人看到，但这些纪念物的不足之处则在于只有到过神庙的人才能看到，因此其传播力有限。

此外，官员自传体铭文在记录自己的生平时往往会提到他们所服务的国王的功绩，因此，这类文献也是埃及王权对外宣传的途径之一。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的筑师普尔姆拉（Puemre）的自传体铭文记录了国王从对外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图特摩斯三世的王室传令官因提夫（Intef）在其自传中提及曾追随国王转战亚洲，登记亚洲城邦首领敬献给法老的礼物；他的阿蒙神大祭司在其自传中赞美国王征服了米坦尼（Mitanni）；他的宰相莱赫米拉（Rekhmire）则监督工匠用国王从亚洲带回的铜制作神庙的塔门。当埃及民众来到墓地祭拜逝者时便可看到这些文献，王权的对外宣传目的得以达成。

然而，无论是国王竖立的界碑，还是官员的自传体铭文，都对埃及人的阅读能力提出要求。并且，只有埃及民众来到了埃及边境，或者大臣的墓地，才能看到并读到王权的宣传。由于这样方式在宣传上都缺乏灵活性和简易性，第十八王朝的国王便通过更为直观的方式来达到宣传王权的目的，这就是节日。

图特摩斯三世通过节日向埃及民众宣传其通过对外战争为埃及带回的财富。第一次远征亚洲获胜后，图特摩斯三世以感谢父亲阿蒙神赐予其胜利的名义下令为阿蒙神举办一个为期5天的“胜利之节”。随后，他又在与阿蒙神有关的两个节日庆典上，分别举办了各5天的“胜利之节”，并向神献上了包括巴勒斯坦地区3座城市在内的祭品。而他的儿子阿蒙霍特普二世则是用对敌人的残酷惩罚来展现自己的功绩，即他将7位亚洲王子处死后挂在他乘坐的船上；又在底比斯的城墙上公开处死了6位异邦首领，并把他们的尸体以及其他战俘的手一同挂在城墙上。无论是节日庆典还是对敌人的残酷无情，这对父子都以一种非死板文字的鲜活的方式向埃及民众宣传自己的功绩，而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王权宣传，要比只是文字记述的效果好得多，受众面也大得多。

通过上述几种方式，王权宣传体系得以构建起来。第十九王朝国王继承并发展了第十八王朝的这一王权宣传体系，如塞提一世的远征队在阿斯旺地区的采石场留下纪念物；拉美西斯二世在埃及南部边界竖立的石碑上宣称，他威震努比亚地区，又击退九弓部落。

并且，从第十九王朝开始，庆祝对外战争胜利后举行的节日庆典，相较于第十八王朝逐渐程式化。根据塞提一世的卡尔纳克神庙中相关记载，庆典可以被分为3个仪式。首先是欢迎仪式，即迎接携带着战利品和俘虏归来的国王；接着，国王在神庙中举行向阿蒙神献祭的仪式；最后就是处决俘虏的仪式，由国王主持在阿蒙神面前举行。通过上述3个仪式，王权的宣传得以实现。

根据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三世位于麦迪奈特–哈布的葬祭庙（Medinet Habu）中的文献记载和图像刻画显示，这位国王强化了上述3个仪式中的第二个，即向阿蒙神献祭的仪式：国王对前来观礼的官员进行训诫，并当众清点俘虏的手和阴茎，最后观礼的官员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使节赞美国王。在战胜利比亚入侵举行的献祭仪式上，拉美西斯三世亲自向阿蒙神呈上战利品，并带着两排俘虏觐见底比斯三联神。相关文献没有记录国王是否在三联神前举行处死俘虏的仪式，但在其后的努比亚战争中俘虏的敌方首领则被明确记载为被处死在阿蒙神面前。由此可知，只有那些被俘的酋长才能作为给阿蒙神的献祭。并且，拉美西斯三世在消灭利比亚人的部落迈什外什（Meshwesh）后的演讲中甚至声称，阿蒙之所以将利比亚入侵者赶走，是为了给他的“儿子”拉美西斯三世无数的庆典。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战争的目的和战后的庆典等同起来。

之所以庆典受到第十九王朝和第二十王朝国王们的青睐，是因为它在王权宣传中解决了铭文宣传对阅读能力的限制，因而在王权宣传上更具深度和广度。

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通过不同的方式宣传与赫梯的战争以及政治联姻带来了不同的效果，表明庆典活动的效果是其他宣传手段无法比拟的。在卡代什战役中，拉美西斯二世因为中了赫梯的反间计而战败，但他仍然对内宣称他像火焰一样孤身一人将包围他的敌军消灭——记录此事的铭文风格写实，甚至保留了埃及国王被赫梯间谍蒙蔽的纪念铭文。该铭文虽然被拉美西斯二世刻在卡尔纳克神庙、阿布辛贝神庙、阿拜多斯神庙和卢克索神庙等多处纪念性建筑上，但铭文中的战利品清单中只有敌人的尸体、兵器和战车，而无任何贵金属，更没有关于国王举行清点战利品的任何庆典活动，表明拉美西斯二世没有在国内大肆宣扬这次对赫梯的战争。

拉美西斯二世大肆宣扬的是在其统治第34年与赫梯公主的联姻。拉美西斯二世公然宣称这位公主是在战争中被俘获的，为此，赫梯国王不得不带着贡品来到埃及，才使公主得以与其成婚；但文献也记载了国王亲自率领军队和大臣们前去迎接赫梯国王，迎接那天他还向神祈求好天气。这些彼此矛盾的记录中的一个共同点是这次婚礼备受重视，且仪式规模不小。因此，这场婚礼庆典带来了极其显著的宣传效果：八九百年后的希腊托勒密王朝早期，祭司将这一联姻的故事再次刻写了下来。可见，这场婚礼庆典曾给埃及社会以深刻的影响。

拉美西斯二世之后的埃及国王在进行王权宣传时更加重视举行庆典这一方式，因为它的宣传效果几乎可以掩盖国王在统治上的任何不足，将国王希望被铭记的功绩传之后世。于是，拉美西斯二世之后的埃及国王，在用于宣传王权的纪念性铭文中不再着重记述对外交往活动的实际过程，而是沉醉于活动后举行的庆典。如拉美西斯三世的第一次利比亚战争铭文基本没有对战争的过程进行描述，整篇充斥着关于国王的赞美、敌人的哀叹和狂欢的庆典的描绘。由此，从拉美西斯二世利用婚姻庆典来掩盖其战场失利后，第十八王朝所形成的以历史事实为核心的、多方互证的宣传手段被逐步放弃，以庆典为核心的浮夸宣传风潮兴起，直至新王国的灭亡。

结语

综上，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国王在王权宣传中，通过修建纪念性建筑、王室铭文与大臣自传体铭文互证、节日庆典中对敌人进行严惩等多层次的宣传手段，将国王在对外交往活动中的成就尽可能向埃及民众进行推广传播。为了使埃及民众能够接受一个他们陌生的异域，从而为王权的对外宣传提供一个民众能够接受的基础，埃及国王从埃及山川风貌、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出发，向埃及民众构建起一个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域外“埃及”。与此同时，埃及国王依据埃及社会伦理中关于父子关系的规定，将其对外交往活动的缘由归于顺从父亲意愿的孝行。由此，通过一系列的王权宣传手段，王权的威严得以在埃及广布，王权的统治得以稳固。然而，伴随着拉美西斯二世开创的用于掩盖历史事实的浮夸的王权宣传体系被广泛接受，这一方面揭示了埃及在东地中海世界大国、强国地位的逐步丧失，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埃及王权自身的故步自封与盲目自大。由是，埃及文明的衰落并最终走向消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本文作者陈晓寒，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埃及学。

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5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