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学术话语中, “古典学” 这一学术术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并逐渐转化为一个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中国的古典学研究面临着如何在中国学术语境中与世界对话、 以何种方式参与古典文明建构的问题。 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过了一代学者坚持不懈地对古典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林志纯教授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 他的中西古典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古典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林志纯教授非常重视古典语言的训练, 同时关照中西古典学的比较研究。 从 20世纪 50 年代起, 便致力于以多语种古典文献的释读为基础构建中西古典学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 由此, “比较” 不再是中西古典文明的简单类比, 而是注重文明间的异质性、 相似性、 互动性和互补性,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双重视角的比较方法, 即从中国看西方, 又从西方观中国的研究原则, 开创了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据此,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林志纯教授的学术研究进行梳理。 一是探讨林志纯教授以古典语言为起点, 以古典文献为核心史料, 构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路径。 二是解析林志纯教授如何将中国古典传统与希腊语、 拉丁语等西方原典进行比照, 进而助推中西古典学的融通。 三是重点阐释林志纯教授在中西古典制度等方面的研究, 探讨其对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的影响。

一、从古典语言出发: 中西古典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林志纯教授 (1910—2007), 笔名日知, 是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拓荒者、 中西古典学比较研究的奠基人。 林志纯教授反对将古典学简单理解为希腊—罗马文明研究, 坚持 “以埃及学、 亚述学、 西方古典学和中世纪学为主, 同时将波斯、 印度、中国、 阿拉伯、 美洲的古典文明史和封建时代文明史纳入古典学的整体框架” (周谷城、 吴于廑、 林志纯 《关于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手稿)。而在古典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上, 林志纯教授深感国内古典学界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基本依靠现代语言的转译文本, 评价这种研究是镜中观景, 终隔三重, 因此极力主张西方古典学研究须从原典释读抓起。

林志纯教授对古典语言训练和古典文献释读的坚持源于他的早年求学经历。 他早年在其故乡福建福州接受过中国传统私塾教育, 国学功底深厚, 为其以后从事中西古典学研究奠定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基础。 在上海大夏大学 (现华东师范大学) 学习期间, 为了精进语言能力, 曾多次前往圣约翰大学旁听英文相关课程, 学习俄文、 拉丁文, 这一时期的语言训练为他的中西古典学研究奠定了西方古典学的基础。 20 世纪50 年代初, 应东北师范大学之邀, 林志纯教授前往长春任教, 随身携带着 《史记会注考证》 “二十五史”《清史稿》, 以及俄文版 《古代东方史》, 西文版 First Year Latin 等书 (《日知文集》 第 1 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 第 543 页), 开启了他的中西古典学研究历程。 期间, 他负责翻译和整理了苏联世界古代史相关教材, 以及亚里士多德的 《雅典政制》 等古典学原典 (力野、 日知译 《亚里斯多德的雅典政制》, 《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 1957 年第 2 期)。 但是他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翻译古典原典, 而是要透过这些文献构建起中国的古典学学术话语体系。 他翻译《吉尔伽美什史诗》是为了通过这篇苏美尔语文学作品构建苏美尔人的精神世界和政治制度(日知《史诗 “吉尔伽美什和阿伽”与军事民主制问题》, 《历史研究》1961 年第 5期); 翻译《雅典政制》是为了通过这篇古典学经典著作分析雅典政治发展, 即从君政或王政走向贵族政治的过程 (日知 《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梭伦以前雅典政治简史》, 《郑州大学学报》1983 年第 4 期)。

在古典学研究方面, 林志纯教授对使用原典文献的坚持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和日常教学的方方面面。 在《史诗 “吉尔伽美什和阿伽” 与军事民主制问题》 一文中,他充分而恰当地使用了在文本结构和类型上具有相同性的各古典文明的原典文献, 如苏美尔语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 印度文学作品《梨俱吠陀》、古希腊文学作品《伊利亚特》, 同时使用了巴比伦、亚述和赫梯法典等历史文献, 并对上述古典文明中的军事民主制进行了对比研究, 展现了他对一手史料的掌控能力与宏大的文本比较视野。

在实际教学上, 他反对工具化语言训练, 主张通过研读希腊、拉丁语原典文献,以实现语法练习与文本理解的同步进行。例如希腊语课程以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著述为主要教材, 在学习语言的同时, 引导学生探讨文本涉及的雅典政体等内容。 这一培养体系的确立使中国的古典学学生具备了直接阅读古典文献的能力, 摆脱了长期依赖英文、俄文转译本的尴尬处境, 也从根本上提高了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原创性。

正是基于古典学学科建设的宏观视角, 林志纯教授主张古典学研究必须从语言出发, 以原典为媒介, 达到对古典文明发展演变内在逻辑和结构的分析。 这种方法不仅为中国古典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从微观语言入手的分析路径, 也为理解中西古典文明在制度等方向的相通性和异质性提供了理论框架。

二、比较与融通: 中西古典学研究的理论构建

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 林志纯教授逐步发展出一种具有跨文化视角的比较古典学理论。 他既不将中国古典学视为西方古典学的补充背景, 也不赞成将西方古典学限定为希腊、 拉丁语文献的释读, 而是提出应当将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明与中国、埃及和两河文明等世界其他地区的古典文明进行横向对比, 借以构建完整体系的中西古典学。这种理论在他对 “军事民主制” “邦” “帝国” “东方专制主义” 等术语的比较研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 《史诗“吉尔伽美什和阿伽”与军事民主制问题》中, 林志纯教授指出, 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断言军事民主制只存在于古代希腊, 而东方国家只知专制, 不知民主为何物, 这是在完全没有考察东方国家早期制度时妄下的结论。通过对比《荷马史诗》中对 “人民大会” 与城邦政治等早期民主制的记载, 林志纯教授认为, 比《荷马史诗》要早约 2000 年的苏美尔语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 “十分清楚地反映出古代苏美尔一定时期的军事民主制”, 因为 “这里有军事首长或者所谓 ‘王’(en, 或 lugal), 有长老会议 (ab-ba uru), 有人民大会或民众会 (gurus uru) ——三个完整的军事民主制的机关”。据此得出: “所谓民主政治的 ‘传统’, 最早不始于西方, 而始于东方, 不始于古典的希腊罗马, 不始于印度欧罗巴民族, 而始于西南亚的苏美尔人。”

进而, 他用充足可靠的原典史料论证了军事民主制是一切古代国家形成之前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制度, 如阿卡德、亚述、赫梯及印度的国家演进都曾经历过军事民主制阶段。至于古代埃及, 由于缺少早于早王朝时期的相关史料记载, 我们无法找出军事民主制存在的例证, 但也并不能就此断言埃及没有军事民主制阶段。同时, 林志纯教授也提出了中国是否存在军事民主制这一问题。尽管他没有展开论证, 但他的“中国的专制政治也不是自始即有的” 这一论断, 正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 是他的比较古典学理论的一个有力支撑。

而《 “东方专制主义” 问题——政治学、 历史学二千多年来的误解》(日知《中西古典学引论》,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第 365—381 页) 一文则用考据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 “专制” “专制主义” 等术语的讨论, 进一步实证了中国古代存在民主传统。林志纯教授指出: “故论 ‘东方专制主义’ 问题, 必自先秦中国始……先秦中国之 ‘专制’, 皆后世无知者之误解也!” 在此文中, 他还对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起源于大河文明对水利灌溉的控制这一学说进行了驳斥, 认为 “大河流域的水利灌溉是专制帝国出现于历史舞台之后才有力量实行的事业”。他用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的水利灌溉工程由地方政府来统一管理这一史实有力地否定了魏特夫学说。

林志纯教授这种思辨的研究理念还延伸到中西古典对 “邦” “帝国” “天下” 等概念差异的分析上。 在《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制时代》(《世界历史》1989 年第 6 期) 一文的开篇, 林志纯教授提出, 传统西方古典学界认为提洛同盟金库移往雅典是雅典同盟转变为雅典帝国的开始, 尽管这一论断已被普遍接受, 但实际并不妥当。他认为, 从国家实质上看, 基于雅典本身是一个邦而非一个国家的缘故,雅典帝国仍然是雅典同盟, 与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完全不同。同样, 在中国古史语境中, “邦国” 和 “天下” 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因此 “周天下是周邦为首的周人城邦联盟”, 与雅典同盟有相似性, 但都不是 “帝国”。

基于上述分析, 林志纯教授进一步提出, 作为城邦联盟的雅典帝国和周天下的政治制度都是公卿执政制, 而无论是在古代中国, 还是在古代希腊, 公卿执政时代皆为约公元前 9 世纪—公元前 8 世纪到公元前 4 世纪—公元前 3 世纪。 这个时间段正好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 1949 年提出的历史哲学概念 “轴心时代” 的时间相吻合。“轴心时代” 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次重大的平行突破, 在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中国、 希腊、印度、 波斯和以色列之间有过彼此借鉴的情况下, 几个核心区域的思想家们几乎同时实现了从 “神话思维” 到 “哲学理性思维” 的飞跃, 奠定了后世这几个文明的精神基础。而林志纯教授则从政治制度的角度, 对轴心时代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和补充。他认为, “孔子是古典文明时代东方、 西方的第一个的政治学作者, 《论语》 是世界第一部政治学著作”, 是 “纯粹的邦学或城邦学”。“公卿执政制时代是古典文明的创造性发展时代, 是古代城邦达到全盛而又走向衰落转入帝国的时代”, 即公卿执政时代是从原始君主制时代向古典帝国时代的过渡时期 (《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制时代》)。

此外, 林志纯教授认为, 特定语境下描述西方古典社会的专用术语, 并不完全适用于对古代东方社会的研究。 他指出, 童书业关于古巴比伦是封建社会的论断忽视了古代东方社会与西方古典社会在形态上的差异性, 以及古代各东方社会的复杂性。 一旦仅用西方古典社会关于奴隶制的标准去衡量奴隶制欠发达的古代东方社会, 势必得出东方专制国家是封建社会的论断。 因此, 他认为必须要正视古巴比伦等东方社会的奴隶制性质, “否则仅从有限的材料, 看表面和形式, 恐怕不但东方没有奴隶社会,连希腊和罗马, 在进入典型阶段之前, 也将非变成 ‘封建’ 社会不可了” (日知《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评童书业著 “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分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历史研究》 1956 年第 12 期)。

林志纯教授的上述论著皆蕴含着他的比较古典学理论的一大核心要义。在比较中西古典文明体制时, 他拒绝将 “封建” “专制” “民主” “帝国” 等现代术语直接嵌入古代社会, 而是追溯这些术语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流变, 并考察这些术语对古代文献的解释能力。这正如英国思想史家、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斯金纳在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核心主张, 即不同时代的政治名称和概念不能脱离具体历史语境而直接比较或者移植, 社会制度本质上则是特定话语实践的固化形式, 是政治语言的具象化。

可见, 在林志纯教授的中西古典学比较研究中, 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从来不是简单地寻找类似的术语名称, 而是揭示那些看似相似性术语名称背后所隐含的差别。他通过对中西古典史料的比对、现代术语的学术史追溯、制度结构的解析, 使古典学研究从借用概念转向生成问题, 从而构建起具有中国视角的中西古典学理论框架。

三、学术批判与中国古典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

林志纯教授的中西古典学研究, 并不止于文献释读和术语考证, 而是将批判式的思想带入到研究中。 他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提出新问题, 更在于对原有学术观点、知识体系的反思与批判。

一方面, 林志纯教授强调对西方学术范式进行批判。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古典学的接受, 往往带有启蒙思想的映射。 如 “民主” “自由” “共和” 等术语的译介与引入, 是出于它们具有较强的现代性, 在古典学语境中则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 因此, 这一研究取向往往以西方历史分期和价值观为标准, 而在对 “黑暗时代” 问题的讨论中, 林志纯教授充分展现了他对西方学术范式的批判。 他基于对迈锡尼文明衰落后的希腊历史上的 “黑暗时代” 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延续性之间的对比, 在《论中西古典史上 “黑暗时代” 问题》(《学术月刊》 1999 年第 1 期) 中指出, “黑暗时代” 是西方古典学的阶段性划分, 不应直接将 “黑暗时代” 移植到中国史框架中, 这将忽略中国古代文明在制度上的连续性。

林志纯 《再论中西古典学》(《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4 期) 明确了中西古典学的研究范畴: “旧世界的古典时代, 分布于中国和欧洲, 中西两大片, 中间西南亚及印度的一部分, 有时 (如希腊化帝国时代, 如罗马帝国时代) 连属于附近地方,总之, 不外中国古典和西方 (欧洲) 古典两大片而已。” 在论及中西古典文明发展路径的差异性时, 他进一步指出了西方古典文明的断裂——再生模式和中国古典文明的连续性: “ ‘中国古无黑暗时代, 亦无中世纪, 中国在古典时代后进入古典帝国时代’,而现在说到古典欧洲, 则 ‘欧洲的古典帝国中绝’, 此中西古典学之一根本区别！”

林志纯教授在明确了中西古典学并列性和差异性的同时也阐释了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的基础在于时代相近, 社会成就相当, 进而强调了二者的融通性: 文艺复兴时期, “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 古典中国的哲学思想, 包括孔子的哲学思想, 在西方近代史初期, 都起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 (日知《论中西古典学》, 《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 10 期; 《再论中西古典学》)。 而他的《张骞凿空前的丝绸之路——论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 年第 6 期) 则明确提出了自新石器时代起, 在西起地中海岸, 东至中国海岸的这一古典时代先进地带, 中西古典文化就开始了交流互动之旅。

因此, 林志纯教授主张重建中国古典学研究, 应去除对西方古典学的模仿, 转而回归中国古代制度、术语和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内在逻辑。他强调, 如果用现代西方政治术语解释中国古代文明, 最终只能造成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曲解。对他而言, 训诂不是文字游戏, 而是对古人精神世界和社会实践进行深入探讨的路径, 是将古典术语放回其制度结构中进行重新理解的一种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论上的认识, 使林志纯教授能够从概念、语义与制度结构之间的内在逻辑中重建中国古典学的主体性。 这种重建并非退守到中国古典学本身, 而是通过批判性的研究方法, 反对西方学术范式对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影响。故而, 他的中西古典学研究是中国古典学在全球学术话语体系中寻求平等地位的尝试。

这种批判性研究被《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评童书业著 “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分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一文进一步强化。 林志纯教授指出, 中国学界往往采用西方理论框架解释世界古代文明, 结果必将导致对诸如古巴比伦等东方文明社会结构的错误认识。林志纯教授强调各古典文明都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 制度研究要遵循它们的内在发展逻辑, 而非通过西方已有的研究范式来对其进行定性。

另一方面, 基于对西方学术范式的批判, 林志纯教授明确提出史料与理论互动的史学方法论。他指出, 各古典文明史料的使用应摆脱为理论服务的研究路径, 转为史料与理论的互动关系。这一主张不同于仅有抽象描述的理论构建, 也异于只有史料缀合的简单叙事, 是一种从问题出发、用史料来解析具体历史问题、 通过对特定语境下术语的辨析, 达到对各古典文明独有特征构建的研究路径。 这种研究路径除了在《释共和 共伯 (和) 可以休矣》(《史学理论研究》 1993 年第 1 期) 中有所体现,即通过文本与术语训诂的辨析, 揭示 “共伯和” 的不存在性, 还体现在《“封建主义” 问题 (论 FEUDALISM 百年来的误译)》(《世界历史》1991 年第 6 期) 一文对“feudalism” 百年误译的细致追溯, 他指出, “封建” 一词从清末引入中国就已语义错置, 事实上, 中国古代的 “封建” 是殖民建邦, 而非欧洲中世纪的 “feudalism”。

正是运用这一研究方法, 林志纯教授才能超越了表层上的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 构建起一种具有理论提升的中西古典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仅是去西方中心化的体现, 更为中国古典学研究确立了学术话语上的主体性。

总之, 在中西古典学研究上, 林志纯教授拒绝将中国传统纳入既定的西方古典研究框架, 而是努力建立起一个能够自证与自我阐释的中国古典学研究体系, 这是学术研究自主性的体现, 既不排斥中西古典学的对话, 也不丧失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主体性; 既强调中西古典文明的共通性, 也坚持彼此的差异性。

四、结语: 林志纯教授中西古典学研究的当代回响

林志纯教授已经离开我们 18 年了, 但他通过语言训练体系、原典研读传统、跨文明比较视野, 以及对西方学术范式的批判, 确立起中西古典学研究途径, 特别是从对各古典文明独特性的关照而引发的对中西古典学并列比较的理念, 改变了过去古典学研究在中国仅为对西方古典学的模仿, 使中国古典学研究趋于独立、完整和自主。但与此同时, 他也着重强调了西方古典学研究对中国古典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性:“中国古典文明文化的真相, 在今日, 是在同西方古典文明文化对比下较为明确地认识到的” (《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22 年, 第 538 页)。

当下中国, 林志纯教授的诸多中西古典学主张已成为学术现实: 希腊语、拉丁语、阿卡德语、苏美尔语及埃及语等古典语言已经成为研习古典学学生的必修课程;原典阅读成为研究生古典学训练的基本内容; 比较视野指导下的古典学基本摆脱了西学为主、中学为佐的研究范式。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仅在雅典设立了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 而且还公布了 “绝学” 学科扶持计划, 已有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中西古典学和埃及学等 16 个绝学学科获得资助。与此同时, “古典学” 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中的一个独立类别, 其下又分为 “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 “东方古典学” “中西古典学” 等几个子类。

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投身到中西古典学研究中, 一个重视古典、重建传统, 同时又不固守过去, 而是基于原典、根植中国传统、胸怀世界的中国古典学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必将得到提升。

原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25年第5期。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