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拉美西斯时代的一座重要城市，孟菲斯城享有崇高的宗教文化地位。这一地位不仅与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更受到了这一时期埃及统治者的文化政策的影响。作为古王国时期的都城，孟菲斯城是埃及人追忆远古辉煌时代的主要场所，而这为埃及统治者利用民众崇古心态构建王权合法性提供了契机。同时，为制衡阿蒙神权势力，此时的统治者将普塔神塑造为创世之神以提升他的宗教地位，而作为普塔神信仰中心的孟菲斯城也由此被塑造为埃及新的宗教中心，与底比斯城南北呼应，共同承担起埃及国家的宗教职能。在这一过程中，孟菲斯城以普塔神庙和金字塔建筑为主的城市景观承载了记忆与秩序的象征意义，满足了埃及人在经历失序危机后寻求恢复传统和稳定的精神需求。

关键词：古代埃及  拉美西斯时代  孟菲斯城  宗教文化  城市景观

孟菲斯城是埃及早期的首都，其建立成为埃及步入文明的标志之一。然而到了拉美西斯时代（Ramesside period，公元前1295—前1069年），尽管这座城市因位于三角洲地区的拉美西斯城的崛起而丧失了其埃及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它仍在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地位与该城的两大城市景观即普塔（Ptah）神庙和金字塔建筑区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埃及国王曾多次扩建普塔神庙，并展开了对金字塔建筑的修缮工程，体现了此时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崇古心态。

鉴于尼罗河河道的逐年偏移持续影响着孟菲斯城的地理位置和城市规划，因此拉美西斯时代孟菲斯城的城市考古仍是当前学界的主要研究议题之一。以杰弗里斯为代表的埃及学家将来自孟菲斯及其周边地区的钻孔测井资料与地图和卫星图像结合起来，深入探讨了孟菲斯城地理位置变动、定居点迁移以及移民浪潮等问题；科琛则从原始文献出发，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对拉美西斯时代孟菲斯城区的规划进行了合理推测。此外，斯塔林等学者以分布在孟菲斯周边地区的贵族墓葬作为主要考古资料，分析了拉美西斯时代早期孟菲斯城在埃及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孟菲斯地区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拉美西斯时代孟菲斯城的宗教和社会生活。斯塔林和维斯等学者运用了文化地理学的方法，通过考察孟菲斯周边的墓葬景观以及同时期埃及人与景观的互动过程，深入分析了拉美西斯时代孟菲斯城居民的社会生活、崇古观念与家族关系。由于上述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孟菲斯城的居民群体，因此并没有涉及此时埃及王室的活动。尽管斯奈普和纳夫拉蒂洛娃关注到了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295—前1186年）的王子卡姆瓦塞（Khaemwese）在孟菲斯城开展的古建筑修复工作，并对这一行为所体现的埃及人的历史和王权观念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并未深入分析卡姆瓦塞修复古建筑这项工作背后隐藏的政治目的，亦忽视了拉美西斯时代埃及国内外特殊的政治环境。

考虑到古代埃及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拉美西斯时代的埃及国王在孟菲斯城举办的各类宗教文化活动，不仅展现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崇古心态，更是他们利用民众情感和宗教需求实现政治目标的统治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孟菲斯的城市景观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基于此，本文拟以拉美西斯时代的孟菲斯城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宗教文化角度入手，通过分析这一时期埃及统治者在孟菲斯城开展的崇古和宗教崇拜活动，探究这些活动背后所蕴含的统治诉求，以及埃及人为疗愈危机创伤而赋予孟菲斯城的象征意义，进而展现拉美西斯时代埃及人的城市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

一、 王权的传承：拉美西斯时代孟菲斯城的崇古活动

尽管孟菲斯城在拉美西斯时代已不再是埃及的都城，但这并不代表该城不再受到埃及人的重视。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一城市，埃及国王通常任命王室成员或者亲信担任孟菲斯城的高级官员，其中卡姆瓦塞最为人们所熟知。作为拉美西斯二世的第四子，卡姆瓦塞在孟菲斯城历任普塔神庙的诵经祭司（sm）、最高祭司（wr ḫrp ḥmwt）等职，长期负责与孟菲斯的神庙及其地产有关的地方事务，主持扩建了普塔神庙以及萨卡拉地区埋葬阿匹斯（Apis）神牛的塞拉皮雍（Serapeum）墓穴群。正因他在孟菲斯遗留下的大量铭文，他的事迹在后世广为流传。在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卡姆瓦塞常作为故事主角出现，是一位醉心古代遗迹、精通古代语言的魔法师。这一描述并非毫无依据，在后世人看来，卡姆瓦塞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对古代建筑和纪念物的修复，也因此被称为“最早的埃及学家”。

卡姆瓦塞对远古世界充满追忆与热爱，这充分体现在他修复卡瓦布（Kawab）雕像时所留下的铭文中。卡瓦布是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长子，曾被封为王储，他的马斯塔巴墓（mastaba）位于孟菲斯附近的吉萨地区。卡姆瓦塞或许是在视察吉萨地区时偶然发现了这尊残破的雕像，于是着手修复，并为卡瓦布奉上了祭品。在这尊被修复的雕像上，卡姆瓦塞如是记录：“孟菲斯普塔神庙最高祭司、诵经祭司、王子卡姆瓦塞，欣喜发现并带走碎石中的王子卡瓦布的雕像……他是如此热爱古代和古代的贵族，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卓越之事。数以万计的贡品奉献给他们，为了生命、稳定和繁荣！他打开了这处已经被人遗忘的神龛，并重新安排。”

尽管类似的“考古”行为并不多见，但第十九王朝时期的埃及人对孟菲斯城以及周边的古代墓葬遗迹确实有极大的热情，这主要体现在孟菲斯城的私人墓葬选址方面。这一时期的私人墓葬多修建在金字塔建筑的周边，例如阶梯金字塔（Step Pyramid）南部的沙漠高地或是泰提一世（Teti I）金字塔的周边区域。这种崇古热情主要来源于埃及人对来世复活的需求。埃及人认为，金字塔等古代建筑拥有特殊的魔法，因为墓主是那些通过适当的葬礼仪式成功进入来世的人，他们拥有进入来世的正确方法，能够在前往来世的危险道路上导航。因此，埃及人希望通过上述途径来获得先民与神灵的庇护，从而实现来世复活的愿景。

然而，卡姆瓦塞的“考古”工作并不仅仅是出于祈愿目的，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政治目标，这充分体现在他在修复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前2160 年）金字塔时所留下的铭文记录中。这些记录基本遵循如下格式：“陛下颁布的一项公告：普塔神庙最高祭司，诵经祭司，王子卡姆瓦塞，使（某国王）永垂不朽之人！现在国王的名字无法在他的金字塔表面被找到。诵经祭司，王子卡姆瓦塞做了这一好事，希望重建上下埃及所有国王的纪念物，因为他们所做之事，（某建筑）的力量正在衰退。他为（某建筑）颁布法令，提供神圣贡品、水，授予土地及土地上的人。”这篇文献的开篇已经表明，这一修缮活动是埃及官方活动，得到了拉美西斯二世的大力支持，而这一支持的背后离不开第十九王朝时期孟菲斯城特殊的历史地位，并对埃及统治者的政治宣传产生深刻影响。

虽然这一时期孟菲斯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职能已经逐渐被位于三角洲东部的拉美西斯城取代，但它仍然是埃及十分重要的城市，这一重要性部分源于孟菲斯城的建城历史。根据希罗多德记载，早在埃及统一之初孟菲斯城就已建立并被确立为都城。尽管这一记述颇具争议，但根据在萨卡拉地区的考古发掘可以推断，自第一王朝时起，孟菲斯城就已成为下埃及重要的行政中心。自第三王朝开始，埃及国王们不再将阿拜多斯（Abydos）作为王陵所在地，转而沿着吉萨以及阿布西尔（Abusir）等地的沙漠边缘修建金字塔，这意味着孟菲斯城正式成为埃及的都城。至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1279—前1213年），孟菲斯城已有近千年的建城历史，城市内部以及周边地区遍布古代建筑遗迹。这些遗迹虽经历风沙侵袭，但仍以巨大的规模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吸引他们前去参观游览。这些参观者往往会在遗迹的墙壁上留下涂鸦以抒发感想，其中一位名叫“纳舒伊”的书吏刻写的涂鸦表明，参观者本人对埃及的辉煌历史了然于心。在涂鸦中，纳舒伊不仅称颂了古王国时期的国王佐塞（Djoser，第三王朝第二位国王）和泰提一世（第六王朝第一位国王），并为佐塞王冠以“石头的开采者”（wp inr）这一头衔。显然，纳舒伊知晓佐塞是第一位修建金字塔的国王，故以此头衔来称赞他的丰功伟绩。

作为埃及历史发展的具象化载体，孟菲斯城成为后人审视、追忆过去最直观的场所，而这一特性为埃及统治者利用民众崇古的心态进行政治宣传提供了机会。在雕像和金字塔的修复铭文中，卡姆瓦塞强调这些遗迹皆被人遗忘并遭受破坏，而正是在当时统治者的命令下，它们才得以修复保存。因此，官方的修缮工程表面是为了提醒世人不忘远古时代的辉煌，实际是拉美西斯家族宣扬功绩、强调王权合法性的措施之一。拉美西斯家族是下埃及阿瓦利斯城（Avaris）的军事贵族家庭，而第十八王朝的统治者则来自上埃及的底比斯家族，两个家族之间几乎不存在血缘关系。由于拉美西斯时代的统治者在王权的血缘继承上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势必要为自己的正统性辩护。在这一情况下，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在孟菲斯开展的修缮工程，实质是试图将自己与远古的王室家族建立直接联系，从而向世人宣告自己作为王权继承者的神圣性和合法性。

拉美西斯时代，这种以崇古名义进行的统治合法性宣传活动十分常见，他们不仅将自己与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的王室家族联系起来，还将自己的统治上溯至希克索斯人统治时期（Hyksos Dynasty，公元前1650—前1550年），所有这些充分体现在拉美西斯二世所竖立的400年石碑中。为了拉美西斯城的塞特（Seth）神庙庆典仪式，拉美西斯二世下令竖立起这一石碑。在石碑正文的开篇，拉美西斯二世明确提出要铭记自己的先祖：“陛下下令竖立一座伟大的花岗岩石碑，上面刻有他的祖先的伟大之名，以铭记他的父亲以及祖先之名。”同时，石碑正文中的年份并非为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年，而是追溯至希克索斯王朝时期一位名叫“塞提奈布提”的国王：“统治第400年，丰收季第4月，第4日，在上下埃及之王强大力量之塞提，拉所爱之人，拉之子塞提奈布提（统治下）。”通过这一叙述方式，拉美西斯二世将阿瓦利斯家族的统治追溯至希克索斯人统治时期，从而强调了王权的延续性和合法性。这一宣传方式显然颇有效果，至第二十王朝时期，在经历了内乱和政权更迭之后，拉美西斯三世选择将自己与拉美西斯二世建立联系，以此宣告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既是对拉美西斯二世统治合法性的认可，也是崇古名义下政治宣传活动的再现。

总之，拉美西斯时代的埃及统治者在孟菲斯城开展的崇古活动表明，他们将孟菲斯城视为展现王权传承的舞台。作为古王国时期的都城，孟菲斯城保留了大量古代遗迹。出于对埃及辉煌时代的推崇，拉美西斯时代的埃及人热衷于在孟菲斯城开展如参观遗迹和修复建筑等崇古活动。其中，以卡姆瓦塞为代表的王室成员所开展的崇古活动不仅是出于个人爱好，也具有特殊的政治目的。他们利用了民众对已逝国王的尊敬和热爱，通过修缮工程来表明自己的重视和维护，并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强调此时的埃及统治者与远古时代统治家族的联系，从而确保王权的继承与传统的延续。

二、 拉美西斯时代的普塔神崇拜与孟菲斯城的宗教地位

拉美西斯时代的孟菲斯城不仅是埃及辉煌历史的象征，也是埃及极为重要的宗教城市。这一时期，作为孟菲斯城最为重要的建筑，坐落在城市中心的普塔神庙受到了埃及官方的重视和保护。埃及国王不仅多次下令扩建普塔神庙，还屡屡为普塔神庙捐赠贡品和土地，并出台了相关法令以保护普塔神庙的财产以及神职人员。这一重视和保护源于城市主神普塔神的崇高地位。早在古王国时期，普塔神就已出现在金字塔铭文的相关描述中，此后这一神灵逐渐演变为手工业者的守护神。至新王国时期，普塔神被赋予了新的宗教职能和意义，而这主要体现在“孟菲斯神学”这一宗教文献中。

尽管现存的“孟菲斯神学”抄本主要出自第二十五王朝（公元前747—前656年）的沙巴卡石碑（Shabaka Stone），但这一抄本所依据的纸草文献应是在拉美西斯时代完成的。在这一宗教文献中，普塔神被塑造为用心和舌创造九神以及世界万物的原始神：“一切源于心，一切源于舌，以阿图姆神（Atum）的形象！看！伟大的普塔神，用他的舌与心给予所有的神以生命和卡……九神因普塔神的牙齿和嘴唇而生，普塔神通过语言创造一切，给万物命名。”“用心与语言创世”这一宗教概念早在新王国之前就已出现，例如棺木铭文第75篇中已经出现了拉-阿图姆-努神（Ra-Atum-Nun）用意念造物的相关描述：“他用意念创造我，他以神力制造我，他将我从鼻腔中呼出。”作为手工业者的守护神，普塔神具有艺术创造的能力，并被冠以“工艺的创造者”这一头衔。显然这一能力迎合了“用心与语言创世”的神话概念，因此创世神演变成为普塔神的主要司职之一。除“孟菲斯神学”之外，新王国时期的一篇普塔颂诗也赞美普塔为“最早诞生的荣耀之主、创造人类之神、孕育众神之神、原始之神”，并描述了他创造世界的过程：“（他）使人类存在，他在心中念道：‘看啊！让他们出现！’他预言了一切此前并不存在之物，他创造了万物！”

拉美西斯时代的普塔神不仅是创世神，同时也与埃及统一和神圣王权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一篇纸草文献对普塔神的这一职能如是描述：“你（指普塔神）崛起于土地疲惫（即分裂）之时，于是土地凝聚在一起。当你以坦嫩（Tatenen）的形式，以‘两土地的统一者’的形式（出现）。”而在“孟菲斯神学”中，普塔神则与荷鲁斯神合二为一，成为上下埃及的统一者。起初，地神盖博（Geb）裁决荷鲁斯与塞特分别统治上下埃及，并划分了各自的统治范围。但最终盖博又改变了这一方案，宣布荷鲁斯为上下埃及唯一统治者。经过了一系列秘密仪式，荷鲁斯与“坦嫩”结合成了一体：“于是，荷鲁斯降临在这片土地上。他成为这片土地的统一者，并被赋予伟大称号：坦嫩，他的南墙，永恒之主。”在这一故事中，普塔神既是世界初创之时的原始神坦嫩，也是象征着统一埃及王权的荷鲁斯神。因此新王国时期的普塔神被赋予了“两土地之王”的头衔，而美楞普塔（Merenptah）、西普塔（Siptah）等国王选择在自己的王名中融入普塔神之名，或许就是出于普塔神与王权之间紧密关系的考量。

正因为“孟菲斯神学”强调了普塔神的重要性，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文本由普塔神庙的祭司所写，目的是论证普塔神的地位凌驾于其他神灵之上，特别是赫利奥坡里斯（Heliopolis）的九柱神之上。然而，考虑到第十八王朝时期（公元前1550—前1295年）埃及特殊的宗教背景，以及普塔神与王权之间的紧密关系，“孟菲斯神学”或许并非仅仅是不同神学体系之间辩论的产物，而是有着更深层的政治诉求。第十八王朝初期的埃及统治者将阿蒙-拉神（Amun-Ra）尊奉为国家主神，并为底比斯的阿蒙神庙捐赠了大量的土地和财物。这一措施直接导致了阿蒙祭司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以至于威胁到了王权。面对这一情况，埃赫那吞（Akhenaton）曾推行宗教改革，将阿吞神（Aton）尊为国家主神，禁止对其他埃及神灵的信仰，从而达到限制阿蒙神权、巩固王权的政治目的。然而，由于措施过于激进，这一改革并未存续很久，在埃赫那吞死后不久就被废弃，阿蒙祭司势力随之卷土重来。埃赫那吞失败的改革无疑为后继者敲响了警钟：巩固统治是亘古不变的追求，但如何采取更为稳妥的方式仍然需要慎重考虑。

因此，为实现王权与神权的平衡，第十九王朝的统治者采取了更为温和的宗教信仰政策。一方面，他们仍然尊崇阿蒙-拉神作为国家主神的地位，并继续扩建位于底比斯城（Thebes）的阿蒙-拉神庙；另一方面，他们也极为推崇对其他神灵，特别是对塞特神的信仰。这一神灵在埃及传统神话故事中往往以反派角色出现，是荷鲁斯神这一王权象征的敌对者。然而，自第十九王朝开始，塞特神就开始与国王密切结合在一起，例如塞提一世选择将这一神灵之名作为自己的王名。他的继任者拉美西斯二世则重启了沉寂已久的塞特神庆典，并将拉美西斯城的西部城区命名为“塞特区”。第二十王朝的统治者延续了这一宗教政策，例如拉美西斯三世在麦迪奈特哈布葬祭庙（Medinet Habu）中树立了由荷鲁斯与塞特共同为他加冕的雕像，象征着他对上下埃及的统治。

尽管如此，作为风暴与混乱之神，塞特神出现的场景往往与战争有关，对他的崇拜也并非覆盖埃及全域，而是局限于三角洲地区，不足以与阿蒙-拉神的地位相抗衡。因此，推崇一位广受崇拜且信仰历史悠久的神灵是至关重要的，而普塔神则满足了这一需求。作为手工业者的守护神，普塔神信仰在埃及平民群体中广泛传播，例如在麦地那工匠村（Deir el-Medina）中设有名为“倾听祷告的普塔”的祠堂，以供工匠祈祷忏悔。由此，“孟菲斯神学”不仅是宗教哲学文本，亦是埃及统治者推行新的宗教政策的理论工具。这一文本通过宣扬普塔神的至高无上以制衡阿蒙—拉神作为国家主神的地位，进而实现神权与王权的平衡。

随着普塔神宗教地位的提升，孟菲斯城作为这一神灵的信仰中心，它的城市地位必然随之提升，而这亦是埃及官方宗教统治政策的重要一环。自第十八王朝开始，底比斯城就被确立为国家的都城，是埃及最为重要的城市。为应对北部的边境危机，以及削弱底比斯旧贵族势力，第十九王朝的统治者开始有意分离底比斯城的政治职能，将行政中心北迁至陪都拉美西斯城。然而，作为国家主神阿蒙-拉神的信仰中心，底比斯仍然被视为埃及的宗教中心，具有很强的宗教影响力。面对这一局面，埃及统治者需要将孟菲斯城建立为一个新的宗教文化中心，以削弱底比斯的宗教影响力，进而削弱阿蒙祭司集团势力。

因此，作为官方推行新政的理论工具，“孟菲斯神学”不仅需要强调普塔神的重要性，亦要为论证孟菲斯城的宗教地位提供理论依据。一方面，这篇文献的创作者强调了孟菲斯城与普塔神之间的联系。例如在普塔化身为荷鲁斯之后，孟菲斯城成了荷鲁斯—坦嫩的加冕之地与埃及的统一之地：“随后两顶伟大的王冠在他的头上神奇地显现。他在孟菲斯统一了两土地，芦苇和纸莎草被放置在普塔之家的门的两旁。”另一方面，文献对孟菲斯城真实情况进行了一定的神话创作。凭借着优越的地理环境以及航运条件，孟菲斯城一直以来都是埃及的富庶之地。因此在文献结尾，孟菲斯城被称赞为“生命女神的粮仓，它为两土地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而在普塔创世部分也不乏此类描述。这些论断看似是赞美普塔创造了万物，实则总结了孟菲斯城的农业与贸易优势，并为这些优势赋予了神学意义。

为进一步佐证孟菲斯城的重要地位，“孟菲斯神学”的结尾段提出奥西里斯的复活之地是孟菲斯，而非传统观念中的阿拜多斯城：“于是，奥西里斯在永生之主的引导下进入一个神秘入口，他升起在地平线上，并进入位于伟大宝座的拉神国度。他进入宫殿，加入普塔—坦嫩—时间之主率领下的众神之中。于是，奥西里斯在位于这片土地北部的王室要塞进入冥界，这个地方也是他来的地方。”奥西里斯是已逝国王的象征，将在来世复活后永恒地统治埃及，因此与埃及王权同样有着紧密联系。在这一语境下，孟菲斯城不仅是国王的加冕之地，也是王权更新之所，维系了国王永恒的统治权。正是由于这一政治特殊性，孟菲斯城在拉美西斯时代成为国王举办塞德节（The Sed Festival）的主要城市之一，拉美西斯二世和拉美西斯三世等国王都曾在孟菲斯城的普塔神庙里举办塞德节庆典，旨在通过一系列神秘仪式来宣布神圣王权的更新，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如此，作为拉美西斯时代极为重要的宗教中心，孟菲斯城备受重视的背后离不开这一时期的普塔神崇拜，而这一崇拜与埃及国王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为了削弱阿蒙祭司集团的势力，埃及统治者大力推行对普塔神的信仰,并以“孟菲斯神学”作为推行政策的理论工具。在这一文本中，普塔神被塑造为兼具创造世界和统一埃及两大重任的神灵，孟菲斯城也被赋予了作为神圣创造之地以及王权诞生、复兴之地的崇高地位。正是通过宗教文献与现实举措的联动，拉美西斯时代的埃及统治者成功塑造了普塔神以及孟菲斯城在埃及宗教实践中的核心角色，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制衡底比斯宗教职能和阿蒙神权的统治诉求。

三、 记忆与秩序：孟菲斯城的城市景观与文化意义

城市景观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人类活动是塑造城市景观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城市特定的地理环境与景观亦对人类活动产生潜在影响。由此，拉美西斯时代埃及统治者在孟菲斯城开展的宗教崇拜与崇古活动，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也与这一城市特有的景观在埃及人心中的文化象征意义密不可分。

“孟菲斯神学”中将孟菲斯城视为两土地统一之处的论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受到了这一城市独特的地理位置的影响。埃及自古就有划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的传统，而孟菲斯恰好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和尼罗河河谷连接处这一关键地带。正是因为这一地理位置所具有的独特象征意义，孟菲斯城又被称为“两土地的平衡点”。对于埃及人来说，城市的建造与神灵创世密不可分，而孟菲斯城被建立于此，使其自神王时代以来就承担着重要职能。

城市西岸的金字塔墓葬区是孟菲斯城市景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国王修建金字塔是为了帮助自己升天获得永生，因此金字塔亦被视为连接天界与人间的通道。其锥体的外观设计类似于一座高耸的山丘，每当尼罗河泛滥之际，河水淹没两岸的低地，西岸高耸的金字塔就更为凸显，这也迎合了埃及另一创世神话中的两大要素：原始瀛水（nwn）和原始山丘（bnbn）。 这一宗教暗喻更佐证了孟菲斯城作为创世之所的崇高地位。对于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人而言，普塔创世并非神话，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那些古人留下的、矗立在沙漠中的金字塔建筑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此外，城市中心的普塔神庙作为孟菲斯城内最主要的人造景观，也具有特定的历史和宗教象征意义。鉴于普塔神崇拜出现较早，因此普塔神庙或许早就被建立起来，并经过后继者的不断修缮和扩建。根据希罗多德曾记载，第十二王朝法老阿蒙涅姆海特三世（Amenemhat III）为普塔神庙修建了北门，皮特里（Petrie）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说法。作为先民所建之物，普塔神庙与孟菲斯城的建设和发展息息相关，同样能够唤起埃及人对远古时代的记忆。更重要的是，作为神灵居住的场所，普塔神庙是能够连接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媒介。通过在神庙提供日常供奉和举办宗教节日，神灵可以得到满足，宇宙的秩序也因此得到维持。

普塔在用语言创世的同时，也为宇宙的运行制定了相应的法则：“于是，（普塔神给予万物）各种能力和各种特质。通过语言（普塔神）创造出所有的食物和其他供应品。他维护他所爱的正义，惩罚他所恨的邪恶。他把生命给予和平，把死亡给予罪恶。他创造出所有的劳动技能和手工艺。他创造出胳膊的姿势，腿的动作以及其他所有的肢体活动。（这一切的创造活动都是）由心构想出来的，并由舌发出的语言来实现的。”因此，普塔神亦有“玛阿特之主”这一头衔，而“玛阿特”正是埃及人心目中维持着宇宙秩序的最高法则。孟菲斯城自然而然就被视为平衡宇宙秩序之地，正如“孟菲斯神学”中所强调的：“荷鲁斯和塞特之间的争端平息下来，他们重修旧好，停止争执。无论他们去向何方，终将在普塔之家握手言和。上下埃及得以平衡，这就是埃及。”

秩序的存在对于拉美西斯时代的埃及人尤其重要，这出于埃及人对于此前失序危机的记忆创伤。拉美西斯时代的埃及文明既发展到其巅峰时期，同时也面临着试图颠覆秩序的挑战。尽管希克索斯人已被驱逐出埃及，但外族入侵的阴影仍挥之不去；而埃赫那吞推行的宗教改革更是试图彻底改变埃及人的传统宗教信仰。根据相关文献可推断，埃及人对两次失序危机以及孟菲斯城乃至埃及文明遭受的毁坏仍然耿耿于怀。例如在阿拜多斯王名表中，塞提一世刻录了从古王国时期第一位国王至拉美西斯一世的王名。但这一王名表却刻意忽视了埃及内乱时期的统治者，其中包括希克索斯王朝所有的国王以及第十八王朝末期的埃赫那吞、斯门卡拉（Smenkhkara）、图坦卡蒙（Tutankhamun）以及阿伊（Ay）等。这说明，埃及人之所以强调传统，实际是希望以恢复传统来证明秩序的永恒存在，为此他们会有选择地消除有关内乱与失序的记忆。由此，神庙和金字塔建筑之所以备受这一时期埃及人的重视，不仅是出于他们自身的政治诉求和宗教信仰，更是源于这些建筑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即象征着创世以来就已存在的秩序。通过围绕这些建筑展开的宗教崇拜和崇古活动，埃及人与远古时代建立了直接联系，从而实现了传统的延续与秩序的稳定。

但在拉美西斯时代，埃及失序危机仍时有发生。美楞普塔统治时期（公元前1213—前1203年），埃及遭到了海上民族和利比亚联军的突然袭击。这一军事袭击对埃及本土造成了严重威胁。根据记载，这一联军已经攻入埃及的北部地区：“……他们到达了北部绿洲，占据塔耶赫地区。”在埃及人看来，外族的入侵正是世界失序的表现，最终击败联军获得胜利则是秩序恢复正常的结果，而这一胜利显然要归功于作为秩序制定者的普塔神。因此，美楞普塔在卡尔纳克神庙（Karnak Temple）中的纪念铭文宣称自己战前梦见了普塔神并获得了神谕：“在梦中，陛下仿佛看见了普塔神站在他的面前。他像……的顶端。他对他说：‘把它带给你，’同时他向他展现宝剑，‘把恐惧从你的心中消除。’然后，国王（愿他永生！繁荣和健康！），对他说：‘看啊！……’”正是在普塔神的帮助下，美楞普塔最终能够击败海上民族，新的失序危机也得以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美楞普塔在进行战前动员时曾说：“保卫普塔-坦嫩的要塞，从邪恶之手拯救……”此处的“普塔-坦嫩的要塞”或许不仅是指真实存在的孟菲斯城，亦暗指了埃及的秩序与传统。这表明，拉美西斯时代的埃及人不仅将普塔神视为秩序化身，亦将“孟菲斯”这一城市抽象化为了“秩序”与“正义”的代名词。这一修辞手法同样应用于拉美西斯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自第十九王朝开始，埃及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即城市赞美诗（laus urbis），主题就是歌颂当时埃及的重要城市，例如底比斯城、拉美西斯城和孟菲斯城。这一时期的埃及已通过战争和贸易的形式，进一步融入东地中海世界之中，吸引了大批外族人的到来。这一局面推动了埃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亦带来了埃及人的不安。因此，城市赞美诗在歌颂埃及城市的同时，也强调埃及人自身对埃及本土以及传统文化的归属感。而在孟菲斯城赞美诗中，这种对故土的眷恋和归属情感表达得尤其明显。

不同于其他城市赞美诗中对城市宏大壮丽规模的细致描述，孟菲斯城赞美诗的作者表达了他对孟菲斯城的依恋，以及因远离孟菲斯城而带来的身心痛苦：“普塔，来找我，带我去孟菲斯，让我如愿见到你。我虽然醒了，但我的心还在睡着，我的心不在我的身体里，我的肢体被邪恶束缚。我目不能视，耳不能听，声音嘶哑，说话颠三倒四。求你怜悯我，使我痊愈！”作者如此的描写突出表现了“孟菲斯”对埃及人身体状况和精神世界的疗愈功能，而这一功能正是源于孟菲斯城与传统和秩序之间的紧密关系。远离孟菲斯或许代表了远离埃及的传统信仰与文化，而这将给埃及人的内心带来巨大的创伤，而重视孟菲斯，实际就是在捍卫埃及的传统以及埃及人的精神世界。总之，在上述语境下，“孟菲斯”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是正义、秩序与传统的象征。

在分别经历了外族入侵以及颠覆传统的埃赫那吞改革之后，为了证明世界秩序并没有被破坏，埃及人选择在孟菲斯城大兴土木建设。这既出于其浓厚的宗教信仰，也出于对古代记忆的重视，是埃及人内心崇尚稳定与秩序的真实写照。代表辉煌时代的古建筑得到了修缮，帝国时代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就如同短暂的社会混乱已被解决，世界万物再次步入正轨。

结  语

作为拉美西斯时代埃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孟菲斯城在埃及的宗教文化生活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埃及人对孟菲斯城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对城市周边的古代遗迹以及城市主神普塔神的推崇上。这一推崇不仅是出于埃及人的宗教热情和探寻古代历史的独特兴趣，更与埃及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一方面，作为埃及的旧都，孟菲斯城有着悠久的建城历史，而以卡姆瓦塞为代表的王室成员在此开展的遗迹修缮工程，表面是为了提醒世人铭记历史，实际是利用埃及民众的崇古热情来开展政治宣传工作。通过这一工程，他们得以与古代的王室家族建立联系，从而构建了自己作为神圣王权的正统继承者的身份。另一方面，作为普塔神的信仰中心，孟菲斯城是这一时期埃及极为重要的宗教城市之一，而这同样受到了埃及统治者所推行的宗教政策的影响。鉴于阿蒙神权势力的不断膨胀，这一时期的埃及统治者迫切希望通过推崇对普塔神的信仰，提升孟菲斯城的宗教重要性，从而制衡作为国家主神的阿蒙-拉神，削弱底比斯城的宗教影响力。正是出于这一需求，孟菲斯神学应运而生，并为确立普塔神以及孟菲斯的重要地位提供了神学依据。

然而，城市不仅仅是政治和文化活动的背景板。城市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对人类的城市生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埃及人心中连接古代和当代的主要媒介，以神庙和金字塔为代表的孟菲斯城的城市景观既是远古时代真实存在的证据，也具有宇宙诞生和秩序建立的宗教隐喻，迎合了拉美西斯时代埃及人强调秩序与传统的精神需求。这一时期的埃及人在经历了第二中间期和阿玛尔纳时代的失序危机后，迫切希望通过重建旧有景观，以建立自身与象征着繁荣稳定的远古世界的联系，从而证明秩序的恢复与稳定。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的城市景观，孟菲斯城被赋予了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甚至被进一步抽象化为“正义”“秩序”与“传统”，成为埃及人追忆过去辉煌历史的精神家园。

拉美西斯家族的统治覆灭后，埃及的颓势再也无法阻挡，多个异族政权先后在埃及建立起统治，而在这一过程中孟菲斯城依旧保持着崇高的地位。在努比亚王朝时期，努比亚统治者重新将孟菲斯城确立为埃及的都城，并再次利用了崇古名义的政治宣传活动，通过模仿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建筑风格、宗教信仰和用语，将自己塑造为埃及文化的传承者。波斯人在入侵埃及后，亦将孟菲斯城作为埃及行省的首府，并极为推崇阿匹斯神牛信仰，数次扩建了萨卡拉地区的塞拉皮雍。尽管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都城位于亚历山大里亚城，但孟菲斯城依旧承担着重要的宗教文化职能，普塔神庙的最高祭司与托勒密家族保持着长期的姻亲关系。此外，这一时期的统治者还将阿匹斯神牛与奥西里斯神结合，并融合了希腊神话中宙斯神的部分特征，创造了塞拉皮斯这一新的埃及主神，从而维系希腊-埃及的文化纽带。由此可见，正因孟菲斯城长期以来被塑造为埃及传统文化的象征，外族统治者皆试图通过强调对这一城市的重视，来展现他们对埃及文化的接受，并将埃及文化与本族文化融合，从而获得埃及人民的认同，借此确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孟菲斯城与埃及文化休戚相关、紧密相连，而这也成了它最终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随着基督教信仰在埃及的传播，以及罗马帝国统治下对多神教的取缔，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埃及传统文化逐渐湮灭，而孟菲斯城也由此失去了赖以维系其地位的文化根基，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作者简介：李阳，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