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游华锐，上海大学埃及学硕士，师从郭丹彤教授。现为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PSL）埃及学博士研究生，师从洛朗·库隆（Laurent Coulon）教授。主要研究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天文学表达、王权、王室铭文与王室修辞。

一、从巴黎街头走近埃及学

我想先从一个有些尴尬的话题说起：埃及学，实在是一门冷门学科。在国内，每当介绍自己的专业，对方常常先是一愣，再试探着问：“就是研究金字塔的？”这很自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古埃及意味着法老、木乃伊和种种神秘传说。

来法国攻读博士之前，我也怀着浪漫的想象：两百多年前，法国人在破解象形文字的研究中取得了决定性突破，埃及学在这里总该很热门吧？到了巴黎才发现，它在法国也相当小众。看来，研究冷门专业这件事，并不会因为换了一个国家就发生改变。好在它虽然不热闹，却从不乏令人着迷的东西。

不过，古埃及总会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突然与你相遇。比如，协和广场。

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向广场，很难不注意到中央的方尖碑。它来自卢克索，建于拉美西斯二世时代，1836年被竖立在巴黎。三千多年过去，它跨越了王朝更替与地中海，如今立在车流和游人之间，碑上的象形文字依然清晰。古代君王曾希望借它宣示权威，如今，它又成了巴黎街头人人可以仰望的一道风景。

对游客来说，这些文字或许只是神秘的图案。学习埃及学的人知道，它们有语法、有词汇，也有古人希望留下的话。课堂上反复辨认的符号，竟这样立在巴黎最繁华的广场中央，常让我生出一点奇妙的自豪感。当然，方尖碑来到巴黎，也牵涉十九世纪的外交与权力关系。历史总比浪漫的想象复杂一些。

说到法国埃及学，不能不提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822年，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破解象形文字的决定性突破；1831年，他在法兰西公学院开设课程，次年便与世长辞。此后，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勒克朗（Jean Leclant）、格里马尔（Nicolas Grimal）等学者延续了这一传统。2023年，我的导师洛朗·库隆（Laurent Coulon）教授接任该院“法老时代的埃及文明”讲席。近两百年过去，巴黎仍有人研读几千年前的文字。

法国埃及学的积累远不止巴黎的一间教室。1880年，在马斯佩罗等人的推动下，法国在开罗设立“开罗学校”。1898年，它采用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IFAO）这一名称。它长期扎根埃及，研究范围从史前与法老时代延伸至希腊罗马、科普特及阿拉伯—伊斯兰时期。在这里，埃及的历史不是被分割成一个个彼此隔绝的时代，而是在同一片土地上不断展开。

比起发现法老陵墓的轰动，IFAO的许多工作显得安静得多。研究者在代尔麦地那等遗址开展长期调查，记录埃德富、埃斯纳等神庙的铭文：辨认字形、记录残损、核对文本，再将成果整理出版。面对一面布满象形文字的石壁，研究者不只是抄下几行字，还要仔细核对文字所处的位置、残缺之处和同类材料。读懂它、准确刊布它，可能需要几代学者接续努力。IFAO还拥有专业图书馆和考古档案，保存旧照片、测绘记录等资料；《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通报》（BIFAO）、考古报告和铭文集，则让后来的研究者能够重新检验前人的工作。对我而言，法国埃及学的传统不只属于商博良式的辉煌时刻，也在于这种持久的耐心：一行文字被认真读懂，便多了一份可以讨论历史的证据。

二、在文字与史料之间学习

我就读的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EPHE）尤其重视从具体材料出发。一个词为什么这样写？某种语法形式有什么意义？一篇铭文由谁撰写、为谁而写，又希望读者相信什么？这些问题需要在文本里反复推敲。

法国埃及学同样重视考古、宗教史与艺术史，但将细致的语言分析与历史问题联系起来，是我在这里体会最深的研究习惯。

面对王室铭文时，尤其如此。国王在神庙墙壁上宣称自己击败敌人、征服远方，将珍宝献给神明。这些事就一定完全按照铭文所说的方式发生过吗？一场战争往往有将领、士兵和无数参与者，为什么最终讲述它的，却常常是国王的名字？

王室铭文既是珍贵的史料，也是有表达目的的作品。国王希望人们怎样理解他的行动，与事情实际上如何发生，之间存在值得研究的距离。史学研究不能止于翻译，还要追问古人为什么这样讲述，以及他们的叙述呈现了谁的行动。正是这种在文字与史实之间来回追问的过程，让我觉得埃及学不仅是在读古老的符号，也是在重新理解人怎样讲述自己的世界。

更何况，几千年间，大量纸草、建筑和日常生活的痕迹早已消失；能留下文字的人也多是国王、祭司和高级官员。农民、工匠与许多女性的生活，只能从零散材料中寻找。我们今天认识的古埃及，既受到历史偶然性的影响，也留下了当时社会权力的印记。

三、与几千年前的人重新相遇

古埃及离我们很远，却并未与今天彻底断裂。古埃及语发展的最后阶段——科普特语，至今仍用于科普特基督教的宗教生活。古埃及的历史遗产首先属于今天的埃及，也值得世界各地的人共同珍惜。

研究这个遥远的世界，往往有些枯燥。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在神庙里探险，也不会发现无人涉足的陵墓。可那些文字背后，是曾经真实生活过的人。他们如何理解死亡与神明？怎样与人相处、判断是非？又为何希望自己的名字留存？这些疑问来自古埃及，却并不让人感到陌生。隔着几千年的距离，我们也许无法知道他们的全部生活，却仍能从某些句子里认出熟悉的犹疑与愿望。

我尤其喜欢古埃及的教诲文学。《普塔霍特普教诲》中有一段话：

“不要因为自己的知识而心生骄傲。与无知者商议，也要像与有学识者商议一样。技艺的边界无法穷尽，也没有哪一位工匠能够达到绝对的完美。”

这段保存在普里斯纸草上的劝诫，谈的是知识、谦逊与倾听。几千年前的人，也在思考怎样更好地认识世界。每次读到这里，我都觉得亲切：说这番话的人与我相隔千年，却同样知道学问没有尽头。有人或许会问：研究古埃及有什么用？几千年前的战争、仪式和铭文，确实很难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既然我们愿意探索遥远的宇宙，也不妨怀着好奇，认识那些早已离开这个世界的人。

有时坐在巴黎的图书馆里，我会想：当年写下这些话的书吏、祭司或者父亲，是否想到过，遥远的未来会有一群年轻人，努力读懂他们留下的只言片语？大概不会。可这件事如今真的发生了。

埃及学动人的地方，或许就在于让本不可能相遇的人，在文字中重新相遇。

为什么来法国学习埃及学？这里有深厚的研究传统、珍贵的资料和值得学习的老师。但若给出更简单的答案，我想，还是因为热爱。对不少朋友来说，这份热爱或许始于一张金字塔照片、一段图坦卡蒙的故事，或博物馆里的一件小文物。如果有机会，希望更多国内朋友来到巴黎，走进卢浮宫的古埃及展厅，再到协和广场看看那座方尖碑。面对清晰可见的象形文字，或许你也会觉得：几千年前的人们，其实没有真正沉默。他们把声音留在纸草、石碑和神庙墙壁上；我们带着好奇与耐心，试着重新聆听。埃及学或许冷门，却足够有趣，也足够浪漫。能够参与其中，我觉得是一件蛮幸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