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卢克索“首届考古学会议暨卢克索田野考古发掘成果汇报会”侧记

2026年3月28日至29日，由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办，卢克索文物管理局承办的“首届考古学会议暨卢克索田野考古发掘成果汇报会”在位于尼罗河岸边的木乃伊博物馆（Mummification Museum, Luxor）会议厅举办。近年来，由埃及的考古主管部门召开的全国或省级的工作会议比较少见，上次召开此类会议还是十年之前。

埃及本国考古工作者将这次会议视为行业盛会，意义非比寻常。正因如此参会人数众多，包括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新任秘书长希沙姆·莱西博士（Hesham El Leithy）、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迪亚先生（Mohamed Abdelbadia）、常务委员会主任哈尼·塔耶布博士（Hany El Tayeb）在内的主管领导，以及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会议语言为阿拉伯语，通过20位埃及学者的精彩汇报，全面展示了在卢克索文物局管辖范围内，由埃及本国学者负责的考古项目成果与收获。

近十多年来，埃及的考古事业受到周边地区冲突和全球公共卫生挑战的深刻影响。即便如此，本国考古学家始终积极面对，默默耕耘。作为埃及考古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卢克索的考古工作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埃及本国考古工作的现状和发展方向。笔者有幸受邀在场听取汇报，现将参会的观察与感受记录下来。因语言阻碍，挂一漏万，草就一篇侧记，望读者见谅。

一、深度参与重要遗址工作

1979年，东岸的卡尔纳克神庙与西岸王陵区被共同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卡尔纳克阿蒙神庙区的考古工作主要由法国学者主导完成，埃及学者大多承担辅助工作。2023年，一支由埃及政府资助的、全部由埃及文物保护专家组成的团队开始对阿蒙神庙的多柱大厅开展修复与保护工作。这项工作使得多柱厅的彩绘浮雕重现当年的色彩，埃及工作人员的细致与专业程度也收获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与此同时，多项由埃及学者独立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在卡尔纳克神庙内相继开展。

阿蒙神庙圣湖旁坐落着一处第29王朝国王普萨穆特时期的建筑遗址，该遗址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鲜有研究。阿卜杜勒贾法尔·瓦吉迪（Abdelghaffar Wagdy）带队，在建筑西侧走廊位置，揭示出多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迹。通过对建筑遗存的发掘，铭文记录和三维建模等工作，研究团队将这一重要遗址再次置于卡尔纳克整体的考古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和讨论。

萨拉赫·马塞赫（Salah El-Masekh）带领团队在斯芬克斯神道遗址内发现了一处第21王朝国王迈恩赫派拉（Menkheperra）建造的泥砖围墙。泥砖块上印有国王和王后伊塞特姆赫布（Isetemkheb）的王名圈。该团队还揭示出一座大型作坊区，发现铜像制造作坊、啤酒作坊，及数座窑址，出土大量奥西里斯小铜像。这项发现拓宽了卡尔纳克遗址南部居址的边界，为深入了解第三中间期的行政管理和生产组织模式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位于卢克索西岸国王谷内的图坦卡蒙墓（KV62）享誉全球，经历了多次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今年，阿卜杜勒贾法尔·瓦吉迪主持一项新的研究工作，目的是对墓室中的隔墙（blocking wall）进行研究和保护。该墙为石灰岩材质，表面涂白色砂浆（plaster）。该墙体在1922年卡特发掘墓葬时被毁。研究人员对墙体残块进行了细致地记录和三维重建工作。通过跨学科研究揭示出的装饰与建造细节，展现出了这座隔墙的独特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新王国时期王陵的建造与葬俗特征。据悉，该项目研究与修复成果已在卢克索博物馆内面向公众展出。

会议传真1：会议开幕式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希沙姆·莱西讲话现场。

二、向“研究型发掘”转变的新趋势

在本次会议的20项汇报中，接近半数的题目为专题研究，大多数学者不仅汇报了考古新发现，还会对新发现延伸出的新问题、新观点加以讲解。例如，TT382墓葬的发掘者赛义德·苏莱曼（Sayed Soliman），不仅复原了墓室壁画内容，还制作出了墓主人的家族谱系和社会关系。这项工作通常费时费力，非有决心的研究者不能完成。

2021年埃及官方宣布在卢克索西岸发现一处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居址区，项目负责人扎西·哈瓦斯称之为“失落的黄金之城”。该居址保留有较为完整的房屋布局，包括数十座泥砖房屋及贯穿其间的道路，保存完好的围墙接近3米高。阿菲菲·拉希姆（Afifi Rahim）对该遗址所处的周边地理环境进行了研究，揭示出气候和环境对这座新王国时期居址的深刻影响。他指出，该遗址独特的选址既保证生活用水与建筑材料的获取，又与附近山脉有山体滑坡风险的地区保持安全距离。他分析了遗址中被有意建造成“波浪形”的泥砖墙体，认为这种建筑结构可增加阴凉，促进通风，是本地人应对上埃及炎热气候的策略与智慧。研究结果表明，该遗址不单是新王国时期的一座行政与生产中心，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复杂的综合体。其建筑方式反映出古埃及人对于环境可持续性和空间组织的深刻理解。

在同一项目组的阿斯玛·易卜拉欣（Asmaa Ibrahim）对新王国时期一种蓝色彩绘陶器进行专门研究。这类陶器表面以独特的“埃及蓝”颜料绘制纹饰，流行于阿蒙霍特普二世至拉美西斯四世统治期间，是新王国时期的典型陶器。一般认为，它的产地位于都城孟菲斯或底比斯附近，且与宫城遗址有关。历史上这类彩陶在马勒卡塔（Malqata）、泰勒阿玛尔纳（Tell el-Amarna）、库洛布（Gurob）三座遗址均有发现，但数量有限。然而，在“失落的黄金之城”遗址发现出土了大量带有“埃及蓝”的陶器，其数量远超上述三座遗址出土数量总和。研究表明，该遗址出土的蓝色彩陶的精致程度，反映出本地曾存在一支技艺高超的工匠队伍。研究者挑战了之前关于蓝色彩陶的观点，她认为这类彩陶有可能在王室举办的仪式中扮演关键角色，在上埃及的生产和使用中心应是这座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居址区，而不是之前认为的马勒卡塔遗址。

秘书长希沙姆·莱西对埃及学者主导的发掘项目充满信心。他在会上表示，埃及学者的工作方式正在向“研究型发掘”转型。并且，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将为这次重要的转型提供相应的支持与政策保障。最高文物委员会正在计划创办一份专门介绍卢克索考古工作的学术期刊。他还表示，本次研讨会的成果将以阿拉伯语在最高文物委员会年鉴上发表。“年鉴”，即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创刊于1900年，是埃及文物主管部门的官方出版物。

会场传真2：在大会闭幕式上，向每位演讲者颁发汇报证书。

三、建立研究新范式的青年学者

汇报人的年龄和资历是另一个观察角度。本次会议大多数汇报人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他们现已成为埃及考古的中坚力量。他们大都毕业于埃及名校的考古学专业，有的还拥有国外高校博士学位。这批青年埃及学者在工作中善于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且有意在汇报中展示跨学科的研究成果。笔者与他们交流时能强烈地感受到对本国考古事业抱有热忱。

艾哈迈德·塔希尔（Ahmed Altaher）特别关注斯芬克斯神道轴线两侧的建筑。他认为这条连接卡尔纳克神庙与卢克索神庙的神道，不仅是一条宗教意义上的神圣之路，也是一条支撑当地社会的主动脉。由于它的存在，使得周围的村落、祭司居住区、各类生产作坊，以及仓库等得到发展。通过对神道围墙外侧泥砖建筑的发掘，成功揭示出埃及晚期至罗马时期一系列连续的考古证据。他将各类泥砖建筑制作成三维模型，清晰地展示出泥砖建筑的时代特征。在发掘过程中，沙伊玛·曼托尔（Shaimaa Mandor）发现斯芬克斯神道在建造过程中存在一些再利用的旧石块。这类石块往往带有重要的铭文信息。通过对铭文石刻的全面研究，研究人员揭示出斯芬克斯神道鲜为人知的一面。根据研究，她将这批再利用石块按照使用年代分为两类：一类用于斯芬克斯神道的奠基，也就是第三十王朝内克塔内布一世始建时期；另一类则属于神道被废弃之后的时期。从建造者的动机角度来看，一些石块的再利用和摆放位置具有象征意义，明显有意为之；而其他石块的再利用则出于降低建造成本的考虑，就地取材。在沙伊玛的研究中，她运用了诸如三维模型虚拟重建和色彩增强软件等多种科技手段，以尽量复原残破的铭文信息，而后试图还原石块最初所属的建筑。

近年来，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对青年学者的支持显著增强。会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部长谢里夫·法蒂（Sherif Fathy）宣布批准为青年考古学者提供专项资助的政策。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下设的学术委员会将负责评估申请并遴选优秀项目，旨在支持青年学者主导的考古发掘、文物修复保护和文献记录整理等科研项目。

除田野考古发掘项目之外，文物保护专家泽伊娜布·莫森（Zeinab Mohsen）、穆罕默德·加德（Mohamed Gad）、艾哈迈德·穆罕默德（Ahmed Mohamed）分别汇报了卡尔纳克南部奥西里斯神殿、第九塔门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和艾斯那神庙彩绘浮雕的修复成果。埃及专家的保护方案与修复技术令人印象深刻。

埃及考古人的性格多是热情直爽的，乐于面对面表达感受。这让会议现场的氛围与沉闷二字毫无关系。会议进行时，迟来的嘉宾也能给多年未见的老同事送上拥抱，低声寒暄并行贴面礼，周围与会者和演讲者却并不在意。而演讲者讲到高兴处，便与台下第一排的领导和专家互动，常能引发现场的掌声与说笑声。原本如述职报告般严肃的会议氛围，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在最后一天的闭幕式上，会议的气氛到达顶点，由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向全体汇报人逐一颁发“纪念证书”，并合影留念。再次登台的汇报人像谢幕的演员，在全场经久不断的掌声中，为会议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会后秘书长希沙姆·莱西表示，按照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的计划，本次会议只是一系列学术活动的开端。他还强调保护埃及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重申将继续与国外研究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促进埃及本国考古事业的发展。

会场传真3：会后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希沙姆·莱西合影。

2020—2022年期间，由于全球疫情导致国外考古科研机构在埃及的工作被迫暂停，埃及本国考古学者承担了大部分的考古项目。一批青年考古学家抓住了这次机遇，业务能力提升显著。与十年前相比，如今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和三维模型软件已成为埃及考古学者熟练运用的技术手段。多学科合作的考古学研究也已成为一部分埃及青年学者的研究新范式。考古与文化遗产相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埃及代表的人数也在提高。根据笔者的观察，近年来埃及本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使得更多人去反思一种长期存在刻板偏见：埃及学者是本国文化遗产的保管者，而不是研究者。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加深了笔者这一感受。

作者简介：高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埃早期文明比较科研创新团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