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位于埃及西南部的达赫拉绿洲，自古以来就是埃及西部边疆的重要门户。因绿洲长期处于埃及统治权力的边缘，在埃及文明初期未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直至第五王朝末期至六王朝初期，埃及受困于政治动荡、经济衰败和外族入侵，西部边疆的战略地位才凸显出来。于是，埃及统治者将目光转向达赫拉绿洲。第六王朝时期的埃及政府以腹地地方治理模式为蓝本，在达赫拉绿洲实施了移民实边、创建行政体制和经济开发等一系列治理举措，将达赫拉绿洲及西部沙漠地区纳入埃及的国家治理体系。经过全面治理，达赫拉绿洲得到了快速发展，一跃成为埃及富庶之地。同时，虽然达赫拉绿洲位处埃及政治中心的边缘，但却具有强烈的向心性，进而逐渐成为埃及政治统一、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要支撑之一。
关键词：古代埃及 边疆治理 达赫拉绿洲 中心与边缘
在古代埃及，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地区因土壤肥沃而被称为 “黑土地”， 两侧的沙漠地区则是埃及文明的边缘区， 古埃及人称之为 “红土地”。 虽然 埃及的西部边疆远离国家统治中心， 却与埃及文明的兴衰密切相关， 其中西部沙漠中的达赫拉绿洲被视为 “法老文明的西南前哨”，是埃及进行边疆治理的战略要地。 达赫拉绿洲位于埃及西南部， 距离尼罗河谷地区约 280公里。绿洲东西长 80 公里， 南北长约 25 公里， 总面积约为 2000 平方公里。 考古证据表明， 在早王国时期 （约公元前 3100～前 2686 年） 埃及就已将达赫拉绿洲在内的西部沙漠地区纳入领土范围， 并派人在此地展开狩猎和采矿活动。 古王国早期， 埃及人将达赫拉绿洲用作采矿营地， 在绿洲建立了为数不多的定居点和军事基础设施， 但未对其进行有效治理。 从第六王朝 （约公元前 2345～前 2181 年） 开始， 埃及在达赫拉绿洲实施了一系列政治、 经济措施， 建立起一套完全埃及化的治理体系。 自此， 达赫拉绿洲所在的西部边疆被完全纳入埃及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此后各个王朝继承并发展了对沙漠绿洲的治理， 达赫拉绿洲以及西部沙漠地区为古埃及文明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埃及西部的广袤沙漠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者的过多关注。 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 埃及考古学家艾哈迈德·法赫里（Ahmed Fakhry）率先考察了达赫拉绿洲， 并发现多处古埃及历史遗迹。 20 世纪 70 年代末， 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 IFAO） 和达赫拉绿洲项目（DOP） 的考古队对达赫拉绿洲展开了更全面细致的考古发掘， 并持续至今。 半个多世纪以来， 考古学家们在此地发掘出从史前时代一直到近代人类活动的遗迹， 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关于埃及法老统治下的达赫拉绿洲， 目前的相关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个历史时期埃及政府在达赫拉绿洲的治理政策和举措。二是埃及达赫拉绿洲的发治下展状况， 包括绿洲的自然环境、 经济发展以及宗教文化， 并与尼罗河谷地区进行比较。三是对由达赫拉绿洲前往利比亚、 努比亚以及尼罗河谷地区的沙漠路线进行考证。四是关于达赫拉绿洲内部的行政管理体系， 并以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的成果为主， 该所考古队在绿洲的一个小镇巴拉特（Balat）附近发现了古王国时期的城镇以及大量泥板文书、 印章、 陶器等文物， 由此构建了古王国至中王国时期绿洲的行政运作机制。
自 20 世纪50 年代埃及考古学家对达赫拉绿洲进行系统挖掘以来， 西方学界从历史学、 考古学、人类学和环境学等视角对达赫拉绿洲展开了全方位的深入考察， 其中关于古王国时期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埃及早期边疆治理的认识。 但是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诸如埃及中央政府派驻绿洲的官员官邸、 官员书信和印章等实物的考证研究， 而关于古王国末期埃及政府为何大力治理达赫拉绿洲， 以及治理绿洲对埃及文明的影响等问题未有过多讨论。 有鉴于此， 本文拟从边疆治理视角出发， 分析第六王朝时期埃及政府治理达赫拉绿洲的历史背景， 梳理其治理实践， 并探讨埃及国家治理中的中心—边缘双向互动模式， 以期深入理解古埃及的边疆治理体系及其对埃及文明的影响。
一、第六王朝时期埃及政府治理达赫拉绿洲的原因
在古代埃及，沙漠地区既是令人畏惧的荒野之地， 同时也是蕴含丰富矿产资源的宝藏之地。 早王国时期埃及人在东部沙漠和努比亚地区勘探和开采黄金、 宝石、 铜等矿产资源， 保障了埃及社会的持续发展。 而这也进一步激发了埃及人对西部沙漠地区矿产进行探索的热情。 至古王国早期，埃及国王多次派遣远征队进入西部沙漠地区开采矿石， 达赫拉绿洲遂成为埃及采矿探险队的营地。 但由于西部沙漠地区的黄金等贵金属储藏相对匮乏， 只有一些普通的页岩、 砂岩等， 并不具备重要开采价值， 并且随着第五王朝以来埃及王权衰落、 经济衰退， 埃及统治中心区域尼罗河谷地的大型建筑活动锐减导致对矿石的需求减少， 埃及人对沙漠地区的探索也告一段落。 然而令人感到疑惑的是， 从第六王朝开始埃及却全面加强了对达赫拉绿洲的治理， 将西部沙漠地区完全置于埃及统治之下。
埃及政府之所以对西部沙漠地区的治理政策发生逆转， 是因为埃及希望开辟一条从达赫拉绿洲至努比亚地区的陆上贸易通道。 第六王朝时期，埃及经尼罗河前往努比亚地区的水路贸易线路被切断， 严重影响了埃及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 迫使埃及政府重新寻找一条可以安全进入努比亚地区的通道。
由于埃及本土矿石、 木材等自然资源匮乏， 埃及生产生活所需的纯原料大多依赖进口， 而努比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埃及重要的纯原料产地。 努比亚位于埃及南部， 两地不仅陆路相连， 而且同饮尼罗河之水。 由于努比亚地区盛产受到埃及社会上层喜爱的黄金、 宝石、 象牙、 乌木、 香料和兽皮等奢侈品， 该地区自史前时代以来就是埃及的主要贸易对象。 进入王朝时期之后， 为了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大规模的坟墓、 神庙等大型建筑工程的建造， 埃及统治阶层对努比亚等地的物品需求迅速增加， 同时也是为了埃及边境的安全， 埃及政府多次发动对努比亚地区的军事远征， 从而牢牢地控制了这一地区。 从早王国至古王国中期， 埃及人前往努比亚地区主要依靠尼罗河航运， 埃及考古材料上的早期船只壁画和远征场景也证实了这条尼罗河贸易路线的存在。通过这条水路贸易通道， 埃及政府不断地派遣贸易远征队前往努比亚地区， 从努比亚地区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然而，从第五王朝后期开始， 埃及因国力渐衰， 暂时停止了在努比亚地区的采矿活动和军事行动， 也逐渐失去了对努比亚的掌控。 与此同时，努比亚本土政治势力开始崛起， 这一时期下努比亚文化群体 C（ C-Group，约公元前 2400～前1600 年） 和上努比亚的科尔玛文化（ Kerma Culture， 约公元前 2500 ～前 1500 年） 相继兴起。努比亚的这些本土政权不仅摆脱了埃及的掌控， 还控制了埃及极为重视的尼罗河贸易路线， 这就使埃及无法通过这条贸易通道顺利获得所需的各种珍贵材料。 然而， 努比亚等地的黄金、 宝石等矿产资源以及各种木材、 香料不仅是埃及用于建造和装饰金字塔、 神庙等大型建筑工程的材料， 也是埃及统治阶层用以维持自身统治的必需品。 国王通过将这些珍贵材料奖赏给官员来维持统治秩序， 官员则通过用国王赏赐的珍贵材料装饰自己的坟墓、 制作陪葬品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 尼罗河贸易路线的中断严重损害了埃及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为继续保持与努比亚地区的贸易， 埃及只能绕过尼罗河谷， 开辟一条从西部沙漠地区通往努比亚的路线。 而达赫拉绿洲是距离下努比亚最近的一个绿洲， 埃及此前也已在该地建立了一些基础设施， 因而该地成为埃及连接努比亚的最佳贸易通道。 所以， 埃及政府希望通过治理达赫拉绿洲， 将绿洲及西部沙漠地区置于埃及控制之下， 从而保证埃及与努比亚地区之间的贸易通道安全畅通。
治理达赫拉绿洲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地一直处于游牧民族的侵扰之中，从而严重威胁到埃及的边疆安全。 对于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来说， 这些绿洲吸引着他们将之用作放牧场地和生活之地， 而埃及从早王国开始就将沙漠地区视为自己的领地， 以获取沙漠地区丰富的矿藏， 游牧民族的侵扰就与埃及在此地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利比亚人是这些游牧民族中的一支， 沙漠以西的利比亚人在特定的季节赶着他们的牛群奔向沙漠中的各个绿洲，寻找水源和牧场。第五王朝以来的气候剧变对利比亚游牧部落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为了维持生活， 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只是特定的季节在绿洲放牧，而是试图控制绿洲以获取更多资源。 而南部的努比亚游牧部落也是如此，随着第五王朝末期埃及国力衰落、 努比亚本土部落势力崛起， 努比亚人的活动范围也有所扩大。 并且由于第五王朝末期以来北非气候进入干旱期，缺乏降水促使努比亚游牧民族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区， 前往北方绿洲寻找水源和草场。努比亚游牧民族的向北扩张势必与当时已经定居在达赫拉绿洲的埃及居民发生冲突， 因为在绿洲遗址巴拉特发现了象征敌人的泥塑雕像，其上刻有一句 “ 诅咒”： “ 愿亚姆（Yam） 成为南方的弱者， 南方的弱者！”亚姆是下努比亚的一个游牧部落， 古王国晚期属于科尔玛王国的一部分。 从这句诅咒中可以看出， 随着努比亚游牧部落北上争夺绿洲， 他们已经对在绿洲的埃及人产生了巨大威胁。 虽然学者推测这个泥雕像的年代可能是第一中间期至中王国早期， 但这种情况在古王国末期应该已经存在了。
与此同时，距离巴拉特西部不远处的阿布·巴拉斯道路 （The Abu Ballas Trail） 上的埃及遗址中出土的文献也记载了埃及人与 “绿洲居民” 之间的冲突。 该遗址的一块岩石刻有著名的《梅里铭文》（Mery Inscription），上面写道： “在国王统治的第 23 年，管理者梅里（Mery） 前往驱逐或寻找绿洲居民。”此处的 “绿洲居民” 不是指达赫拉绿洲的土著居民，而是周围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 这些游牧民族在古王国晚期从绿洲西南方向入侵绿洲并抢夺当地居民的粮食和物品， 官员梅里受命带领军队深入西部沙漠与其作战。由此可知， 古王国晚期达赫拉绿洲周围的游牧民族对绿洲的入侵威胁到了埃及的利益和边疆安全。 特别是当达赫拉绿洲成为埃及与努比亚等地区的重要贸易中转站时， 这种入侵更令埃及人无法忍受。 为此，埃及亟须利用达赫拉绿洲来抵御这些游牧民族的入侵。
埃及政府希冀达赫拉绿洲为中心地区提供经济支持也是其治理绿洲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王国第五王朝时期北非的气候条件发生了巨变， 由湿润期进入了干旱期。降雨减少导致尼罗河水泛滥不足， 严重影响了埃及尼罗河谷地区和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生产， 造成埃及粮食减产， 饥荒盛行。 西部沙漠绿洲并未被波及， 这是因为绿洲农业依赖地下水资源而非降雨。 地质勘测结果显示， 广袤的西部沙漠之下就是含水地层， 但西部沙漠的地质条件使这些地下水无法自然上升到地面， 只能汇聚在洼地绿洲， 由此在绿洲之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 随时为绿洲下面的河床补充水源。因而这些沙漠绿洲并不缺水， 甚至达赫拉绿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库之一，这也就是绿洲地区拥有大量可开垦土地的主要原因。 由此， 达赫拉绿洲在第六王朝时期成为埃及居民躲避饥荒的理想移居之地。
最后，达赫拉绿洲还可为尼罗河谷地提供农牧产品。 古王国时期埃及人陆续迁往达赫拉绿洲定居并带来了尼罗河谷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从而使绿洲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快速发展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 几乎所有能在尼罗河谷地种植的作物都能在绿洲种植，这就为绿洲满足埃及中心区尼罗河谷地居民的需求提供了前提。 当古王国末期埃及中心区陷入因干旱而带来的饥荒时， 处于边缘地区的沙漠绿洲不仅未受影响， 反而还能有剩余产品运往尼罗河谷地， 从而大大缓解了埃及腹地的粮食短缺问题。
总之，第五王朝与第六王朝交接之际， 当埃及处于内外交困时， 一向被视为边缘地区的西部沙漠地区却显示出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强大的资源供应能力， 引起了第六王朝统治者的关注。 若要掌控整个西部沙漠地区，控制作为生命之源的绿洲就成为重中之重。 因此， 第六王朝时期的统治者一改以往仅仅将绿洲视为采矿营地的政策， 转而全面加强了对达赫拉绿洲的治理。
二、第六王朝时期埃及政府对达赫拉绿洲的治理实践
第六王朝时期，达赫拉绿洲不仅是埃及与利比亚、 努比亚等外族对峙的前沿阵地， 亦是埃及中心地区获得资源补充的重要区域。 因此， 埃及政府在达赫拉绿洲实施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治理举措， 将西部边疆真正纳入埃及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以期巩固埃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全国的统治。
首先，移民绿洲，建造城镇和村庄。 古王国第三王朝、 第四王朝时期，已有少量埃及居民前往达赫拉绿洲定居， 但这些人以士兵和手工业者为主，主要是为了开采沙漠地区的矿石， 并无开发绿洲之意。 到第六王朝时期， 达赫拉绿洲的地理和资源重要性显著提升， 由此埃及政府实行了移民实边之法，将埃及居民迁至达赫拉绿洲以充实人口， 目的是开发并完全掌控绿洲。 这一时期的埃及移民人数众多且由埃及政府统一组织， 法国 DOP 项目考古队已在达赫拉绿洲发掘了 50 余个古王国时期的遗址， 其中 40 多个遗址可追溯至第六王朝时期。这些遗址包含了多个定居点， 如此大规模、 同时代的定居点的存在， 足以证明居住在绿洲的埃及居民是由政府统一组织迁徙至此的。
同时，为解决埃及移民的居住问题， 埃及政府在绿洲规划并建造了多个城镇和村庄，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座功能完备的大型城镇艾因·阿塞尔（Ayn Asil）。 该城在古王国晚期是达赫拉绿洲乃至整个西部沙漠地区的首府。1971 年， 埃及学家法赫里在达赫拉绿洲东部的巴拉特小镇发现了这处遗址， 之后由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进行系统挖掘。1978 年以来， 这个团队不仅挖掘出完整的艾因·阿塞尔城， 还发掘了该地附近同属于这一时期的吉拉·埃尔-达巴 （Qila el-Dabba） 墓葬区。
艾因·阿塞尔城总体呈长方形， 东西长约 750 米， 南北长约 500 米， 分为北部区域和南部区域， 包括总督官邸、 居民居住区、 军事设施以及神殿区。该大型城镇的建设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六王朝早期，主要规划和建造北部区域。这一阶段的建设重点是军事防御设施， 埃及人在这里建造了约4米宽的围墙，围墙的4个角落建有哨塔。另外，这一阶段还建了第一座总督官邸、若干居民住宅和一座神殿。第二阶段是佩皮一世至佩皮二世（Pepi Ⅱ，约公元前 2278～前 2184 年在位） 统治时期， 扩建北部区域并建造南部区域，一个大型城镇真正落成。该阶段的侧重点是居住区和官邸建设，由于该城人口不断增加， 北部区域已无法满足居住要求， 因此总督组织在北部区域的基础上建造了南部区域，总督官邸也在这一时期搬迁至南部区域。南部区域有较为严格的功能区划分， 北半部是居住区， 南半部是储藏和生产区。第三阶段是第六王朝晚期至第一中间期，聚焦城镇的改造与重建工作。 第六王朝末期，一场蓄意的火灾摧毁了城镇的南部总督官邸和北部区域的一部分建筑，此后的重建工作一直持续至第一中间期。艾因·阿塞尔城是目前在西部沙漠地区发掘出的唯一拥有行政、经济和军事等完备功能的古王国时期的大型城镇，其完全埃及化的建筑风格和复杂的功能区划分表明，这座城镇由埃及中央政府规划并建造， 是埃及王权在西部边疆的重要体现。
在艾因·阿塞尔城周围，埃及政府还建有其他城镇和村庄， 这些地区主要用作生产中心， 为首府的官员和居民提供物资。 比如位于艾因·阿塞尔城西北 42 公里处的城镇艾因·埃尔-盖扎林 （Ayn el-Gezarin），该地的埃及人以农民、 牧民和手工业者为主， 负责为首府生产食物和器具。 这座城镇于 1979 年被 DOP 项目考古队发现并挖掘， 从该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碎石、陶器碎片以及成千上万的动物骨头碎片， 表明该城有着丰富的生产活动。考古人员在碎石区发现了一堆刀具和箭头， 以及一些生产这些器具的研磨设备； 在陶器碎片区发掘出大量面包模具、 磨石、 储存罐和灰烬沉积物，这里应该是一个面包作坊； 而大量动物骨头碎片的存在则意味着这里有屠宰场。此外， 在面包模具和其他物品上可能发现了质检官员盖完印章后的印痕， 艾因·埃尔-盖扎林城无疑是首府艾因·阿塞尔城的卫星城市， 主要为首府供应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源。
其次，建立以绿洲总督为核心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第六王朝初期，埃及国王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而进行了地方治理制度改革， 在埃及中心区创立了州长制度， 而在西部边疆， 则任命了绿洲总督。 绿洲总督，埃及语为 “HqA wHAt”，拥有西部沙漠地区的最高统治权。 该官职最初由国王授予中央官员， 被任命的官员需前往达赫拉绿洲任职并定居。 此后，这一官职逐渐成为总督家族的世袭职位。 绿洲总督一般还持有 “船队首领”（apr wiA imy-irty） 和 “祭司总管” （imy-r Hmw nTr）的头衔。 前一个头衔最初与水路贸易探险有关， 但此时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而带有部分军事职能， 主要管理王室派遣到沙漠地区的探险远征队。后一个头衔主要负责管理当地的宗教活动。 比如有一位绿洲总督伊玛-佩皮 （Ima-Pepy） 在其捐赠石碑开篇就列举了他的完整头衔 “wiA apr imy irty HkA wHAT imy-r Hm-nTr imAxy”。因此， 绿洲总督和各州州长一样， 不仅是西部沙漠地区的世俗首领， 同时也是宗教首领， 执掌当地的行政、 军事和宗教等大权。
根据文献和墓葬信息，目前已确认的古王国时期的绿洲总督有 7 位， 按年代顺序分别为德切罗一世（ Decherou I， 特提至佩皮一世统治时期）、 伊玛-佩皮一世/ 伊玛-美然拉（ Ima-Pepi I / Ima-Meryre， 佩皮一世统治时期）、肯特考-佩皮 （ Khentikaou-Pepy， 佩皮一世至佩皮二世统治时期）、 肯提卡（Khentika， 佩皮二世统治前期）、 德切罗二世 （ DecherouⅡ， 佩皮二世统治时期）、 美杜-涅斐尔 （ Medou-Nefer， 佩皮二世统治时期） 和伊玛 -佩皮（Ima-Pepy， 佩皮二世统治时期）。上述几位总督属于同一家族， 他们作为国王在西部边疆的代理人， 在古王国末期全面掌控着达赫拉绿洲甚至整个西部沙漠地区。
根据文献和墓葬信息，目前已确认的古王国时期的绿洲总督有 7 位， 按年代顺序分别为德切罗一世（ Decherou I， 特提至佩皮一世统治时期）、 伊玛-佩皮一世/ 伊玛-美然拉（ Ima-Pepi I / Ima-Meryre， 佩皮一世统治时期）、肯特考-佩皮 （ Khentikaou-Pepy， 佩皮一世至佩皮二世统治时期）、 肯提卡（Khentika， 佩皮二世统治前期）、 德切罗二世 （ DecherouⅡ， 佩皮二世统治时期）、 美杜-涅斐尔 （ Medou-Nefer， 佩皮二世统治时期） 和伊玛 -佩皮（Ima-Pepy， 佩皮二世统治时期）。上述几位总督属于同一家族， 他们作为国王在西部边疆的代理人， 在古王国末期全面掌控着达赫拉绿洲甚至整个西部沙漠地区。
另外，还有负责商贸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官员。 从官邸保存的信件和物品清单可知， 持有 “国王的贵族” （Sps nswt）、 “掌印者” （xtmtyw） 和 “官邸总管” （imyw-r pr） 头衔的官员主要掌管沙漠地区的经济活动。 这类官员经常出现在从官邸出土的分配清单或财产清单中， 在书信记录中， 他们通常负责清点、 接收和分配各种物品。在一封编号为 4965 的信件中， 有一位叫伦斯 （Rnsi） 的官员， 持有 “国王的贵族” “掌印者” 头衔， 他命令他的下属按照总督的要求， 去接收某种物品， 并特别强调下属需要仔细清点。
还有官员担任司法职责，调解沙漠居民之间的纠纷。 从官邸出土的两枚属于佩皮一世统治时期的官员印章， 其上分别刻有 “执行判决者” （smAa wDA-mdw） 和 “国王的侍从， 平民管理者” （Xry-tp nswt， mdw rxyt）， 表明持有者负责当地与法律有关的事务。此外， 还有管理当地宗教事务的官员。 达赫拉绿洲的主神是伊盖 （Igai）神， 佩皮二世统治时期的官邸文献提到了一位叫迈瑞-伊盖 （ Meru-Igai） 的祭司， 负责管理神庙事务。这些官员职责分明， 和绿洲总督一起管理着西部边疆的各项事务， 强化了埃及中央政府对西部边疆的管控。
再次，积极开发绿洲，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六王朝时期， 随着大批埃及移民的到来， 达赫拉绿洲原有的自然资源无法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 于是， 政府在达赫拉绿洲实施了诸多经济发展举措。 一是兴建水利工程， 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 达赫拉绿洲虽然水资源丰富， 但大都存于地下而难以用作农田灌溉和生产生活。 为改变这一情况， 埃及政府组织劳动力在绿洲打井， 并以泉眼为中心建造蓄水池， 挖掘水渠， 采用埃及移民从尼罗河谷地区带来的先进农业灌溉技术， 即重力式漫灌技术， 使地下水流到各块农田。这些水池不仅用于农田灌溉， 还为动物提供饮用水。官邸出土的一份文献记载了一位官员管理着 16 个这样的水池，由此证明埃及当地政府十分重视绿洲农业的发展。
在建设水利工程的同时，埃及政府组织人力在绿洲开辟了大量农田，用以种植谷物和经济作物。 这一时期绿洲居民种植的农作物与同时代尼罗河谷地区的农作物非常相似。 谷物种植以大麦和小麦为主， 这两种作物在艾因·埃尔-盖扎林城镇遗址中得到了确认，考古人员在遗址灰烬中检测出了大量大麦和小麦的遗存。经济作物有椰枣和亚麻， 椰枣是绿洲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 首府官邸出土的一份账目清单记录了一批数量较大的椰枣； 而亚麻也是绿洲当地的一种重要农作物， 有文献记载了一份纺织品清单， 提到这些纺织品都是用当地生产的亚麻织成的。而且绿洲总督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 绿洲居民的农业生产往往在总督和其他官员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 比如每年 4 ～ 5 月的收获季， 绿洲政府派遣官员前往各个村庄组织和监督村民收割小麦和大麦。 一封破损的信件称写信者本人正在 “一个叫杰塞雷特 （Djeseret） 的乡村附近收割 （谷物） ”， 另一封残缺的信件提到了由于一个官邸官员发出错误命令， 某个地区突然中断了收割谷物， 而这违背了在场监督的书吏的意愿。
除了农业，达赫拉绿洲的畜牧业也十分发达。 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 达赫拉绿洲的畜牧业活动已经具备了集中化、 规模化， 并以营利为生产目的的特点。 绿洲政府通过组织居民人工饲养各种畜禽， 获取肉、 蛋、奶、 羊毛和兽皮等畜产品， 这是绿洲政府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 在首府艾因·阿塞尔城各处遗址， 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 3200 多块各种动物骨头的碎片， 其中家养动物占比为 84%， 主要是牛、 羊以及各种家禽； 而野生动物占比 16%， 包括瞪羚、 野兔、 豪猪等哺乳动物， 各种鸟类和爬行类动物。首府官邸保存的文献经常提及牛、 羊和家禽的养殖， 其中牛、 羊的种类和数量最多， 养殖场所主要位于绿洲各处村庄。 绿洲居民饲养的牛主要包括公牛 （kAw）、 红牛 （Dsr）、 黑牛 （km） 和普通颜色的牛 （aSA-iwn）； 羊主要有成年山羊和其他羊 （ anxt、 ar、 ibw、 inpw）； 家禽提到了鹅 （ zt、 sr、Trp）、 斑鸠 （mnwt）。绿洲政府大力发展畜牧业的首要目的是获取大量肉类产品， 在达赫拉绿洲多个城镇遗址都发现有屠宰场的痕迹。 接下来是获取牛奶、 羊奶和兽皮等畜牧产品， 比如首府官邸的第 6851 号文献提到了用于收集山羊奶的一个奶壶， 第 7130、 7194、 7112 号等文献则提到了用于交易的牛皮、 骡皮和羊皮。另外， 绿洲居民还开展了蜜蜂养殖事业。 官邸文献记载了这项养蜂活动， 考古人员也在首府多处遗址发现了许多带有蜜蜂标志的壶塞， 证明了达赫拉绿洲居民养殖蜜蜂以获取蜂蜜。
埃及人还经常在达赫拉绿洲及附近沙漠地区进行狩猎活动，狩猎所得的野生动物是绿洲居民的重要补充物资。 这些野生动物有时也被带回城镇进行驯化和圈养， 以充实绿洲的动物饲养种类。 比如官邸的两份档案就记录了野生动物的清单， 这些野生动物由埃及人外出狩猎所获， 并被带回首府进行圈养。无论是人工饲养动物抑或狩猎活动， 都在绿洲政府的管控之下。 绿洲所产的畜牧产品不仅是绿洲居民的生活物资， 也是绿洲政府财政税收的一大来源。
最后，开辟沙漠贸易路线，开展边境贸易。 正如前文所述， 第五王朝末期以来， 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尼罗河水路贸易通道被努比亚土著族群所掌控， 阻碍了埃及的商贸发展。 为继续获得努比亚等地的珍稀材料， 埃及人将目光转向了离努比亚最近的达赫拉绿洲， 试图开辟一条从达赫拉绿洲至努比亚地区的陆上贸易路线。 这条从达赫拉绿洲通往下努比亚的亚姆的路线被称为 “绿洲小径” （Oasis Bypath），该路线的使用可以从第六王朝时期的官员哈胡夫的自传体铭文中得到证明。 哈胡夫是第六王朝的重臣，曾服务于国王美然拉 （Merenre， 约公元前 2287 ～前 2278 年在位） 与佩皮二世， 并在其任职期间 4 次远征努比亚，但他这几次远征并未提到尼罗河水路。 哈胡夫第一次前往亚姆时， 国王命令他 “ ‘清理’ 或 ‘打开’ 通往这个沙漠国家的道路”。由于哈胡夫花费 7 个月的时间才到达亚姆， 有学者据此推测哈胡夫第一次远征就是经由沙漠地区到达了努比亚。而哈胡夫的第三次远征则非常明确地提到了 “绿洲小径” （wAt wHAT）， 他从阿拜多斯出发， 先到达达赫拉绿洲， 然后沿着绿洲小径前往亚姆。由此可知， 绿洲小径在第六王朝时期已经成为埃及与努比亚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
除了东南方向的绿洲小径，埃及人还开辟了一条通往西部遥远地区的贸易路线， 即阿布·巴拉斯道路 （The Abu Ballas Trail）。这条路线从古王国早期业已存在， 第六王朝时期埃及政府对这条贸易通道进行了扩展和延伸。 阿布·巴拉斯道路以达赫拉绿洲为起点， 终点是绿洲以西约 400 公里处的吉尔菲·凯比尔 （Gilf Kebir） 高原。 这条道路主要由德国科隆大学 ACACIA 项目考古队进行调查和发掘。 他们重点关注该通道在古王国晚期的实际用途， 因为埃及人在这一时期留下的活动痕迹最为独特和丰富。 阿布·巴拉斯道路在古王国晚期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主要联通其他绿洲和更西部的游牧部落。 为了保证埃及商队能顺利通过这条贸易通道， 绿洲政府在道路两旁建立了 20 多个补给站。 在这 20 多个补给站遗址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用于储存水和食物的陶罐， 这些陶罐的形状和花纹都与第六王朝时期绿洲首府艾因·阿塞尔城出土的陶罐相同， 而且一些陶罐上还带有总督官邸官员盖完印章后的印痕。
此外，埃及人还将达赫拉绿洲打造成贸易中心，与往来的外族商队展开物资贸易。 一封从达赫拉一个村庄寄给总督的信件中说： “ （村民） 将各种动物从粮仓 （Snwt） 运输到一个距离绿洲很远的地方。” 其后附上了动物清单， 包括 20 只家禽和 3 只野生动物。埃及人将这些可食用的动物作为礼物送给即将返程的外国酋长， 希望与之保持友好的贸易交往。 也有信件记载了外国酋长到访达赫拉绿洲的活动， 第 3686 号信件写道： “我的仆人说， 让信件接收者知道， 陶工还未到达一个叫如杰特 （Rudjet） 的地方， 还没有为一个叫作德米-伊乌 （ Demi-iu） 的外国酋长的旅程做好准备。 让信件接收者下令派一个陶工去。”另一封信件还提到应该从粮仓中取出一些东西， 以 “充实 （或填满） 这位酋长的生活”。可见达赫拉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 以方便与到访达赫拉绿洲的外国酋长进行贸易活动。 另外， 绿洲总督持有的与贸易远征有关的头衔 “船队首领”， 也证明绿洲与西部各地区之间存在着贸易往来， 因为绿洲总督的其中一项职责就是组织商队或军队进行贸易远征。 由此， 达赫拉绿洲也成为西部沙漠地区的贸易中心， 与外族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贸易互动。
由此可见，第五王朝以来的内外困局使埃及更需要西部边疆为其提供政治、 经济方面的支持。 为此， 第六王朝时期的埃及政府在达赫拉绿洲进行了全方位的治理， 政治上创建了正式的地方行政体制， 经济上大力开发绿洲， 将往日荒凉落后的达赫拉绿洲打造成整个西部沙漠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但值得注意的是， 埃及在绿洲的治理方式以埃及腹地的治理模式为样本， 体现的是中心区的运行方式与秩序。 有学者就认为现在富饶的达赫拉绿洲， 是古王国时期以来的埃及中心文明送给沙漠的礼物。
三、治理达赫拉绿洲的成效及其对埃及文明的影响
第六王朝时期埃及政府对西南边陲达赫拉绿洲的全面治理， 使王朝早期以来相对松弛的边缘地区和核心区域紧密联系起来。 这些治理举措不仅促进了西部边地自身的发展， 而且也为埃及文明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
第一，对达赫拉绿洲及西部沙漠地区的影响。 古王国末期埃及的边疆治理促进了达赫拉绿洲及西部边地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发展， 推动了边缘地区的中心化。 第六王朝之前， 由于埃及在此地并未建置地方治理机构，整个西部沙漠地区处于无序状态。 在达赫拉绿洲发现的古王国早期建立的各种军事防御设施， 也表明此地时常受到外族的袭扰。 第六王朝时期埃及将尼罗河谷腹地的地方治理模式移植到了达赫拉绿洲， 从而建立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 埃及在达赫拉绿洲创建地方机构， 采用绿洲总督管治的政治体制， 总督之下， 官有定员， 各司其职。 发现于绿洲官邸的众多印章、信件表明， 官员们管理着当地的行政、 经济、 军事、 宗教和司法事务。 比如官邸保存的官员往来的信件提到了 “地方法庭” （ DADAt），这个机构主要负责检查绿洲内的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 有时也为绿洲居民登记遗嘱等。
为了更好地管理绿洲，埃及国王还派遣了中央官员监督包括绿洲总督在内的绿洲各级官员， 有时还向绿洲总督下达王室敕令以干涉绿洲地区的管理。 在绿洲总督官邸的一个神殿内发现的一份佩皮二世给当时的绿洲总督的王室敕令写道： “本王已下令在绿洲为你建造一座 ‘神殿’ （Hwt-kA），并任命 （雇用） 了丧葬祭司从旁协助……你应根据规定采取行动。 宫殿的地方管理者 （ Xntyw-S） 奥努斯-安赫 （ Ounis-Ankh） 将带着这份敕令前去（绿洲）。”根据这份敕令可以得知， 埃及王室对地方社会的管控确实存在，敕令明确提到了来自当时的埃及首都孟菲斯的官员， 这也强化了埃及国王对绿洲事务的掌控。 另外， 有一些来自孟菲斯的 “sr” 官员也长期居留于达赫拉绿洲， 这个词在官邸信件中往往作为头衔写在人名前面。 这类官员在达赫拉绿洲可能也发挥着协调作用， 发现于艾因-阿塞尔城北部区域的一封信件提到 “ （由） ‘sr’ 官员重新划分 （收入） ”。据此， 无论是埃及中央政府对达赫拉绿洲的管控， 还是绿洲当地官员对绿洲的管理， 都大幅提升了埃及的地方治理能力， 稳定了西部边疆的社会秩序。
第六王朝以来埃及政府对达赫拉绿洲的经营开发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在埃及人到来之前， 达赫拉绿洲受困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只是一片少有人居住的荒芜之地。 考古发掘表明， 从史前时代开始就在绿洲留下活动痕迹的是巴申迪文化族群 （ Bashendi Cultural Unit） 和谢赫·穆夫塔文化族群 （Sheikh Muftah Cultural Unit）。这两个族群都是游牧民族， 因此只把达赫拉绿洲当作临时性的狩猎和放牧场所， 而未在绿洲定居和进行农业生产。 考古人员在这两个族群的遗址中只发现了动物骨骼碎片， 但并未找到人工栽培的农作物痕迹和谷物研磨设备、 锄头和镰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尚未开发的达赫拉绿洲注定无法养活太多人口， 这在上述族群的遗骸检测中得到了证明。 技术人员检测了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古王国早期的谢赫·穆夫塔文化族群的几具遗骸， 检测结果显示， 他们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和贫血， 以致过早死亡。
而第六王朝时期大批埃及人的到来改变了达赫拉绿洲的生存环境。埃及人从尼罗河谷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耕作方法和灌溉技术， 他们在绿洲兴建水利工程， 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 将达赫拉绿洲带入了农耕经济时代。 佩皮二世统治时期的绿洲总督肯提卡的坟墓顶饰展示了农民在农田劳作、 收割和储藏粮食的场景，多个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头碎片， 这表明第六王朝之后的达赫拉绿洲已经成为一个能养活大量人口和牲畜， 并能长期自给自足的富饶之地， 甚至还能反哺埃及腹地。
与此同时，达赫拉绿洲与外族之间的经济贸易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绿洲政府不仅开通了前往东南方向的努比亚地区的绿洲小径和深入沙漠西部地区的阿布·巴拉斯道路， 还采取了方便外族往来贸易的措施， 逐渐将达赫拉绿洲打造成为整个西部沙漠地区的贸易集散地。 达赫拉绿洲在埃及中央政府的重视和绿洲当地官员的努力经营之下， 积累了大量商业财富。 到新王国时期， 达赫拉绿洲的商业发展异常繁荣， 已经成为埃及葡萄酒、 水果、 谷物和矿物的生产和交易中心。
第二，对整个埃及文明的影响。西部边疆是埃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埃及对达赫拉绿洲的有效治理也对埃及文明的发展历程起到重要作用。 其一， 埃及对达赫拉绿洲的治理使埃及强化了对西部边疆地区的掌控， 有利于加强埃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西部沙漠地区虽然在埃及早王国时期就处于王朝统治的领土范围之内， 但却一直处于国家权力体系的边缘。早王国时期的统治者将达赫拉绿洲视为狩猎场所， 古王国早期的统治者则将其视为采矿营地， 并未将西部边疆纳入埃及的国家治理。 第六王朝时期，埃及统治者在达赫拉绿洲建立正式的地方治边机构， 任命了绿洲总督。 而绿洲总督作为埃及国王的代表， 执行的是国王的意志和旨意， 因而整个达赫拉绿洲处于埃及王朝统治之下。 实际上， 这一举措还辐射到了沙漠的其他绿洲。 根据文献记载， 西部沙漠地区的其他几个绿洲在第六王朝时期也处于绿洲总督的管辖范围。 比如当时的巴哈利亚 （Bah·ariya） 等几个绿洲需要为首府的建筑项目提供劳动力， 并向首府运送纺织品、 篮子和动物等货物。而在官邸废弃的档案文献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写有沙漠其他绿洲定居点名字的印章， 表明总督派遣官员到其他绿洲管理当地事务。由此， 埃及政府通过在达赫拉绿洲建立治理机构， 将王权权威树立到整个西部沙漠地区， 巩固了埃及的边疆统治。
其二，第六王朝时期埃及对达赫拉绿洲的治理基本对照尼罗河谷腹地各州， 即埃及中心区的治理， 绿洲内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秩序都以王朝中心区为范本，实际展示了尼罗河谷中心区的运作模式与秩序。 首先就是达赫拉绿洲地区的官僚体系与腹地类似， 尼罗河谷各州的最高统治者是州长，西部沙漠地区则是绿洲总督， 两者都掌握着当地的政治、 经济、 宗教和军事等大权。 另外， 绿洲官邸文献所展现出的其他地方官员头衔， 在同时代尼罗河谷地区的文献中也有出现，而且绿洲官员的职责也与之相似。比如之前提及的一个与经济管理有关的职能头衔 “国王的贵族” ， 在首都孟菲斯宫殿储藏室出土的佩皮一世统治时期的印章上也有发现， 印章上的文字表明这类官员参与了商品的分配；而在绿洲官邸的信件中， 也强调了他们对物质财富的控制。 其次就是绿洲居民的生产生活基本仿照尼罗河谷地区。 无论是农业灌溉技术如重力式漫灌技术， 抑或种植的农作物如大麦、小麦和亚麻， 还是制作的器具如陶罐、 面包模具和各种刀具， 以及建造的房屋风格， 都与同时代的尼罗河谷如出一辙。 因此，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社会， 都遵循着中心腹地的模式， 二者共同在达赫拉绿洲构建了埃及化的社会结构， 不断推进着达赫拉绿洲乃至整个西部沙漠地区的中心化与向心性， 从而强化了埃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其三，达赫拉绿洲所在的西部边疆成为埃及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埃及国家的正常运转提供了重要经济支持。 如前文所述， 埃及本土矿产、 木材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 所需资源严重依赖进口， 而这些资源对埃及人的生产生活特别是对埃及的统治阶层来说必不可少。 上述努比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埃及的重要贸易对象， 尼罗河水路贸易通道受阻之后， 埃及政府以达赫拉绿洲为起点， 开辟了一条通往努比亚地区的沙漠道路。 这样埃及就可以继续从努比亚等地获取黄金、 宝石、 木材、 兽皮等珍稀材料， 以满足埃及腹地的需求。 在哈胡夫自传体铭文中也可以看到， 哈胡夫前往努比亚的第三次远征使用的就是上述的绿洲小径， 他远征归来时， 带着 300 头驴子， 满载着 “ 香料、 乌木、 油、 兽皮、 象牙制品以及各种上等产品” 。这些材料可以被用来建造和装饰神庙等建筑， 也可以被用以生产所需的工具和武器， 甚至也被国王用来奖赏埃及官员。 因此， 第六王朝时期埃及如此重视达赫拉绿洲， 也是希望将绿洲作为埃及与努比亚等地的贸易中转站， 以获取更多商业利益和自然资源。
达赫拉绿洲对埃及社会经济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贸易往来上， 还体现在绿洲本身的经济产出上。自第六王朝时期埃及政府开发达赫拉绿洲以来，绿洲就成为埃及重要的农业和畜牧业产区。 绿洲所产的农牧产品不仅是绿洲居民的生活物资， 也是绿洲政府财政的一大来源。 绿洲首府官邸留存的信件和其他文献， 经常提到相关官员和书吏奔走于达赫拉绿洲各个城镇和村庄， 清点并记录绿洲居民的农牧产品数量， 然后进行征税。 文献还提到绿洲官员征收动物税时， 这些牲畜按照 “角”（ abt）和 “蹄”（ wHm）进行分类。这些实物税收一部分被存放于官邸的粮仓和国库， 用来维持绿洲官僚机构的运转， 剩余部分则作为地方向中央缴纳的税款， 由绿洲总督组织人员送往埃及中心区。 因此达赫拉绿洲的农牧产品也是埃及国库的一个经济来源， 为中央政府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特别是当埃及中心区处于饥荒状态时， 绿洲就成为埃及政府重要的资源供应中心，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埃及腹地的粮食短缺问题。
其四，第六王朝时期的埃及政府沿用并完善了古王国早期以来在达赫拉绿洲构建的军事边防设施， 有效抵御了利比亚人和努比亚人的入侵， 保证了埃及的边境安全。 在古王国早期， 埃及政府为保护埃及在西部沙漠地区的采矿活动， 在达赫拉绿洲以及往来绿洲的道路上建造军事设施并派遣军队驻扎。 比如近年来 DOP 项目考古队在达赫拉绿洲南部发现了十多处山顶遗址， 这些遗址是第四王朝与第五王朝时期埃及建造的瞭望台。 这些瞭望台围绕着达赫拉绿洲东南盆地所建， 且都位于进出达赫拉绿洲的交通要道， 由于山顶视野开阔， 非常方便埃及士兵监视潜在的入侵者以及来往绿洲的商队和采矿探险队。进入第六王朝之后， 埃及政府继续使用这些军事设施。 绿洲首府官邸的一份文献提到， 在绿洲南部的一处军事营地， 士兵们在绿洲指挥官的指挥下进行巡逻。
另外，第六王朝时期埃及建造的绿洲首府艾因·阿塞尔城和其他城镇本身就带有军事防御功能。 如前文所述， 艾因·阿塞尔城第一阶段的建设重点是军事防御设施， 初期的整座城镇四周都被厚厚的围墙包围，城墙的 4 个角落设有防御塔。与之类似的还有其卫星城镇艾因·埃尔-盖扎林， 这座城市在一开始就建了厚重的围墙， 用以抵御外来入侵者。从文献和考古证据来看， 达赫拉绿洲的军事防御体系具有一定成效。 虽然利比亚和努比亚游牧民族为抢夺牧场和资源时不时骚扰达赫拉绿洲，但都被埃及军队成功抵挡在绿洲之外， 这一点也可以从艾因·阿塞尔城第二阶段的扩建工作中得到证明。 艾因·阿塞尔城的南部区域在建造时以官邸和居民区为重点， 更为重要的是南部区域的东侧并未建造外围墙。
其五，达赫拉绿洲作为埃及与外族之间交往的重要桥梁， 促进了各族之间的交往交融。 达赫拉绿洲不仅是埃及移民的家园， 也是西部地区各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场所。 上述已经提及， 埃及人到来之前达赫拉绿洲的常住居民是当地的巴申迪文化族群和谢赫·穆夫塔文化族群。 前者所属年代是旧石器时代， 而后者所属年代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一直持续至古王国末期。 早在古王国早期， 前往达赫拉绿洲开采矿石的埃及人就与谢赫·穆夫塔文化族群之间保持着密切互动。 根据出土陶器的风格， 这一时期谢赫·穆夫塔文化族群占据了绿洲的低地和绿洲东部周围的盆地， 而埃及人似乎主要定居在绿洲低地的村庄里， 那里有丰富的泉水支持农业生产。 有些绿洲定居点则由埃及人和谢赫·穆夫塔人混居， 说明两种文化之间和平共处。随着第六王朝埃及人的大批到来以及治理活动的展开， 谢赫·穆夫塔人也被纳入埃及的治理体系， 他们的文化也逐渐融入了埃及文化之中。 因为在绿洲各处古王国晚期的遗址中， 谢赫·穆夫塔文化风格的陶器数量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 到古王国结束时， 谢赫·穆夫塔文化已经完全被埃及文化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移民不只是在达赫拉绿洲传播埃及文化， 他们也吸收绿洲当地和外族地区的文化传统， 最终使达赫拉绿洲成为一个以埃及中心区文化为主体的、 多种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边疆绿洲。 正如首府艾因·阿塞尔城和其他城镇所展示出来的那样， 虽然整体的建筑风格是埃及化的， 但其中的一些细节如建筑材料使用的是当地材料等， 反映了绿洲地区的习俗和传统， 是埃及人不断适应绿洲的一个结果。不仅如此， 埃及人在与周边的利比亚人、 努比亚人进行交往之时也受到了这些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 官邸档案也记录了埃及移民在达赫拉绿洲的狩猎活动， 而且埃及人在绿洲留下的壁画有些就充满了异域色彩。
总之，埃及对西部边疆的治理源于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 这些治理举措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 而治理之后的达赫拉绿洲又为埃及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结 语
古往今来，边疆都是任何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边疆治理事关边疆安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埃及西南边陲的达赫拉绿洲， 虽然在早王国时期就处于王朝统治的整体版图范围之内， 但因远离政权统治中心而一度处于国家权力体系的边缘。 至第五王朝末到六王朝初期， 埃及面临经济衰退、外族入侵等一系列问题， 严重影响了埃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所谓治国先治边， 困于此境的埃及政府为解决现实问题， 将目光转向了西部沙漠地区的重要门户达赫拉绿洲， 希冀绿洲为中心地区提供经济、 国土安全等方面的支持。 于是有了第六王朝时期埃及对达赫拉绿洲的全面治理。
埃及政府对达赫拉绿洲的治理以尼罗河谷中心区各州的治理模式为范本， 所推行的移民实边、 创建行政体制以及经济开发等治理措施， 实际上展示了中心区治理体系的运行机制与秩序。 这些治理措施不仅促进了达赫拉绿洲的发展， 反过来还对整个埃及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达赫拉绿洲为埃及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根本上有利于强化埃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即便是古王国末期， 位于绿洲首府的总督官邸被人蓄意焚毁， 也并未影响绿洲总督的统治。
至古王国灭亡之后，达赫拉绿洲也与陷入动荡和混乱的埃及中心区不同， 这里仍由总督家族稳定统治。 第一中间期， 经过全面治理的达赫拉绿洲， 其战略重要性吸引着位于埃及南部的底比斯王朝， 即第十一王朝。 底比斯王朝的统治者利用达赫拉绿洲以及西部沙漠地区迅速崛起， 成为上埃及（埃及南部） 地区的主要政治力量， 并最终重新统一了上下埃及。 此后中王国的覆灭也并未结束埃及对达赫拉绿洲的统治， 第十七王朝同样利用达赫拉绿洲实现了埃及的复兴。 新王国时期， 达赫拉绿洲更是成为埃及的一个农业和商业贸易中心， 此后一直到希腊罗马时期， 达赫拉绿洲始终是埃及西部边疆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因此， 说达赫拉绿洲是古王国时期以来埃及政府送给沙漠的礼物并不为过， 它是埃及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稳定剂之一。 西部边疆与埃及腹地相辅相成， 共同塑造了独具特色的埃及文明。